1 引言
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对社会公平与否的主观感受(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我国已进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共同富裕不仅通过经济、社会客观指标作为衡量，而且要落实到民众的社会公平感受上(刘明伟, 2024; 王俊秀, 刘洋洋, 2023)。社会公平感深刻影响着群体态度与社会凝聚，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枢纽。
变化程度，指事物随时间在数量上发生的改变(Ding & Savani, 2020)，相应地，社会变化程度则是指社会领域内的事物随时间而在数量上发生改变。对这一客观过程的主观体验，就是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普遍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变化程度。社会生态心理学理论(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指出，社会变化，特别是经济、政治系统中的变化能够极大影响个体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决策(Oishi & Graham, 2010)。因此，有必要将社会变化程度感知作为一个凸显时代特征的变量，来探讨其是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的。
1.1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变化程度会提升还是降低社会公平感？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认为，人们更喜欢稳定、一致的世界(Laurin et al., 2013)，当高变化威胁到控制感时(饶婷婷 等, 2022; Fritsche et al., 2017)，人们会通过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寻求心理上的补偿，追求稳定、有序的社会体制，因此更加维护现存社会体系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正当性(Landau et al., 2015)，从而社会公平感可能提升。隧道效应理论(the tunnel effect)也指出，在面对高程度的社会变化特别是经济变化时，个体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更高(Hirschman, 1973)，正如在堵车的隧道中，当看到邻近车道的车辆开始移动，人们认为自己车道也即将能够前进，因而个体相信较高变化是良好前景的信号，预期将有更多机会使自身从中受益，此时幸福感会提高(李佳佳, 任昱昭, 2024)，社会公平感也可能随之提升。
但也存在不同观点。抑郁的压力产生理论(stress generation in depression theory)主张，由高变化引发的控制感缺失是诱发抑郁情绪的重要风险因素(Wardle et al., 2004)。当抑郁情绪被诱发，个体由于应对能力降低和情绪调节功能失衡，更易产生非适应性认知与行为，因而可能体验到较低的社会公平感(Constance, 2006)。
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社会变化程度常与“发展”“成长”“机遇”联系在一起(Sztompka, 2000)，形成语义联结，在心理词库语义相聚的联结原则下(张萍, 2010)，一想到“变化”，人们可能迅速联想到“发展”和“机遇”。当感知到社会变化程度高时，人们普遍认为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就业创业的机会(陈明琨, 2022)、阶层流动的机会(郝晓婧, 2023; 谭旭运, 吕邈, 2023)等，社会公平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会公平感(Li et al., 2025)可能提升，进而整体社会公平感也可能得到提升。一项新近研究直接考察了社会变化程度感知与社会变化方向感知共同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Liu & Bai, 2024)，结果显示，不论社会变化的结果是积极向好的，还是消极不利的，只要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变化程度，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就会提高。因而，本研究假设：当感知到社会变化程度较高时，个体的社会公平感提高。
同时，已有研究提示，相较于变化的积极消极方向，变化程度是影响个体社会公平感的更关键因素(Liu & Bai, 2024)。变化程度也是感知社会变化的基础：没有感知到数量上的改变，变化便无从谈起，也就不存在积极或消极的变化结果。现有关于变化程度感知的研究多是将变化程度二分为高、低或有、无两级(Ding & Savani, 2020; Matta et al., 2017)，而事物变化的规律在于积累量变达到质变，如果较高变化程度感知能够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那么这一影响是否从感知到微小变化时就已存在？抑或需要累积到某个特定水平才开始显现？即究竟什么程度的社会变化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现有研究中尚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本研究聚焦社会变化程度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检验前人研究结论的同时，更深入地考察社会变化程度感知达到哪一具体量级，开始对社会公平感发挥作用，即探索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是否存在作用边界，以及边界在哪里。
1.2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的影响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经历、体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观念，将直接影响其步入社会后的心理与行为(Buenconsejo et al., 2025)。而青少年又是极易受到社会变化程度影响的群体。美国心理学会研究显示，相较于26岁以上的群体，过去10年间较高的社会变化程度对12～25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更大(Twenge et al., 2019)。国内研究也发现，青少年是对社会变迁较敏感的群体之一，社会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对其心理行为的影响尤为明显(彭海云 等, 2023)。因此，探讨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认为，青少年包括青少年早期、青少年中期和青少年晚期三个不同阶段，与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不同受教育层次相对应(周爱保 等, 2022; Smetana et al., 2006)。所以本研究中的青少年指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
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群体在社会变化感知上可能存在潜在差异。Steinberg(2010)的社会信息加工双系统模型(dual systems model)指出，大脑的奖励敏感系统在青春期早期基本成熟，而认知控制系统到青春期晚期才发展完善。研究显示，13～14岁青少年在评估社会规范变化时主要激活杏仁核(情绪加工)，而16～17岁被试更多激活背外侧前额叶(理性分析)(Crone & Dahl, 2012)。这些神经发育差异可能导致低龄青少年更易受情绪驱动来感知社会变化。已有关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影响社会公平感的研究(Liu & Bai, 2024)并没有考察二者关系在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群体间的差异。本研究面向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具体探讨感知到的社会变化程度对三个年龄段青少年群体社会公平感作用的异同，有助于丰富社会认知发展的年龄特异性机制研究。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索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实验1编制能够有效体现高低不同社会变化程度感知的实验材料，探讨高、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如何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公平感。实验2编制体现10级社会变化程度感知的材料，在验证实验1结果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影响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具体作用边界。
2 实验1：高、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根据G*Power 3.1的计算，在中等效应量f=0.25，统计检验力1−β=0.8，显著性水平α=0.05(双尾)的情况下，共需被试60人。分别在初中、高中、大学三个学段整班招募312人，每个学段均随机分入高、低两种社会变化程度感知情境中，排除对实验材料理解明显偏差者，共获有效被试265人(女139人)，年龄范围12～23岁，平均年龄16.26±2.39岁。其中高变化组130人，包含初中生41人，高中生44人，大学生45人；低变化组135人，包含初中生48人，高中生40人，大学生47人。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高、低)×3(青少年群体：初中、高中、大学)×2(前后测量：前测、后测)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社会变化程度感知与青少年群体为被试间变量，前后测量为被试内变量。
2.1.3 实验材料
参照前人研究(Ding & Savani, 2020)，本研究通过编制折线图材料操控社会变化程度感知。本研究材料为自编材料，参考相关统计网站及部分新闻报道，编制折线图共32幅，其中高、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各16图。用图中折线的起落幅度引发不同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高变化与低变化图所用数据一致，区别只在于纵坐标范围不同；图中折线的起点和终点大致齐平，不存在向上或向下的趋势。材料举例见图1 。
2.1.4 实验程序
被试填选人口学变量后，测量其当前社会公平感水平作为基线：在社会公平感情境下(刘佳, 白学军, 2024)，被试对10组分配方案的公平程度进行7点评级，评级越高，表明其社会公平感越高。接着呈现16幅折线图。之后回答操纵检验问题“你认为以上这些数据图所反映出的变化程度是 ”，1=变化非常小，7=变化非常大。最后再次测量被试的社会公平感，情境及测量方式同前测。实验流程见图2 。
2.2 结果
2.2.1 前测社会公平感
以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和青少年群体为自变量，前测社会公平感为因变量，人口学变量为协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变化程度感知的主效应显著，F(1, 254)=10.10，p=0.002，η${_{\rm p}^2} $ =0.038，低变化组的前测社会公平感显著高于高变化组；青少年群体的主效应显著，F(2, 254)=3.44，p=0.034，η${_{\rm p}^2} $ =0.026，事后检验显示，初中生的前测社会公平感(M=5.21, SD=1.16)显著高于高中生(M=4.66, SD=1.02)和大学生(M=4.68, SD=1.03, ps<0.001)，高中生和大学生之间差异不显著(p=0.888)；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254)=0.25，p=0.779。上述结果表明，被试间初始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差异。因为各组初始社会公平感并不同质，所以之后关于社会公平感的分析不再考察各变量的主效应，只侧重考察各变量与前后测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2.2.2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三个群体中高变化组的社会变化程度感知评级均显著高于低变化组的社会变化程度感知评级，ts>4.03，ps<0.001, ds>1.15。表明实验操纵有效。
2.2.3 高、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下青少年的社会公平感
以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青少年群体为被试间变量，社会公平感的前后测量为被试内变量，人口学变量为协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1)前后测量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54)=10.51，p=0.001，η$ {_{\rm p}^2}$ =0.040。简单效应分析显示，高变化下，后测社会公平感显著高于前测，F(1, 263)=17.09，p<0.001；低变化下，前后测量的社会公平感无显著差异，F(1, 263)=0.25，p=0.620；(2)前后测量与青少年群体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54)=0.20，p=0.820；(3)三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54)=0.76，p=0.468。由于探讨不同青少年群体受到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接下来分别对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前、后测社会公平感的差异进行进一步分析。在高变化组中，成对样本t检验显示，初中生的后测社会公平感(M=5.01, SD=1.07)与前测(M=4.92, SD=1.05)相比无显著差异，t(40)=1.89，p=0.073，Cohen’s d=0.32；高中生的后测社会公平感(M=4.68, SD=0.89)则显著高于前测(M=4.46, SD=1.01)，t(43)=4.40，p<0.001，Cohen’s d=0.32；大学生的后测社会公平感(M=4.83, SD=0.77)也显著高于前测(M=4.49, SD=0.82)，t(44)=3.15，p=0.003，Cohen’s d=0.73。在低变化组中，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前后测社会公平感差异均不显著，ts<0.12，ps>0.05，ds<0.55。见图3 。
感知到高程度的社会变化能够提升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社会公平感。那么从感知到微小的变化开始，达到何种变化水平，社会变化感知开始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影响作用呢？实验2在验证实验1结果稳定性的基础上，考察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作用边界。
3 实验2：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作用边界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根据G*Power 3.1的计算，在中等效应量f=0.25，统计检验力1−β=0.8，显著性水平α=0.05(双尾)的情况下，共需被试120人。分别在初中、高中、大学三个学段整班招募1507人，每个学段均随机分入10种社会变化程度情境中，排除没有填答全部题项及对图片理解明显偏差者，共获有效被试1238人(女681人)，年龄范围12～26岁，平均年龄16.25±2.34岁。其中，初中生432人，高中生358人，大学生448人。
3.1.2 实验设计
采用10(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10%、20%、30%、40%、50%、60%、70%、80%、90%、100%)×3(青少年群体：初中、高中、大学)×2(前后测量：前测、后测)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青少年群体为被试间变量，前后测量为被试内变量。
3.1.3 实验材料
实验1表明折线图材料较好地操纵了社会变化程度感知。本实验在已有的16个主题下分别制作10张体现不同变化程度感知量级的折线图。具体编制规则如下：将统计图可呈现区域纵向分为十等份，最大值与最小值占满全部十等份的统计图记为变化程度感知最高，即变化程度感知为100%。以此类推，90%变化程度感知图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在画面中占据九等份，10%变化程度感知图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在画面中占据一等份。社会变化程度感知操纵材料数据改编同实验1。
其中，设100%变化程度感知图的纵坐标范围为D：D=100%变化程度感知图的最大纵坐标值−100%变化程度感知图的最小纵坐标值。
设其他变化程度感知图的纵坐标范围为D'(X)，X为不同变化程度感知图的变化程度指标，X=90%，80%$\cdots\cdots $ ，则不同变化程度感知图的纵坐标范围见公式1：
每项主题下共有10张体现不同变化程度感知量级的折线图，从10%变化到100%变化。举例见图4 。
3.1.4 实验程序
与实验1类似，不同之处在于：(1)本实验采用题项直接测量社会公平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本实验题项改编自其中的测量题目，共3题，例如，“你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情况的评价是”，1=非常不公平，7=非常公平。在本研究中，前测Cronbach’s α=0.91，后测题项完全一致，Cronbach’s α=0.91。(2)16幅折线图全部呈现并填答完毕后，被试回答“你认为以上这些数据图所反映出的变化程度是 ”，填选范围与变化程度感知量级相对应，为10级，1=变化非常小，10=变化非常大。
3.2 结果
3.2.1 前测社会公平感
以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和青少年群体为自变量，前测社会公平感为因变量，人口学变量为协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间初始的社会公平感水平不一致：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的主效应显著，F(9, 1203)=5.77，p<0.001，η${_{\rm p}^2} $ =0.041，不同量级组的前测社会公平感有高有低；青少年群体的主效应显著，F(2, 1203)=12.96，p<0.001，η${_{\rm p}^2} $ =0.021，初中生的前测社会公平感(M=4.93, SD=1.39)显著高于高中生(M=4.37, SD=1.52)和大学生(M=4.30, SD=1.46, ps<0.01)，高中生和大学生之间差异不显著(p=0.487)。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8, 1203)=3.86，p<0.001，η${_{\rm p}^2} $ =0.055。表明各组间初始的社会公平感并不同质，所以之后的分析不再考察各变量的主效应，只侧重考察各变量与前后测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3.2.2 不同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下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差异分析
以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青少年群体为被试间变量，社会公平感的前后测量为被试内变量，人口学变量为协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1)前后测量与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的交互作用显著，F(9, 1203)=2.24，p=0.018，η${_{\rm p}^2} $ =0.016，变化程度在5级、6级、8级、9级和10级时，后测社会公平感显著高于前测社会公平感，ts>2.82，ps<0.01，ds>0.73；(2)前后测量与青少年群体的交互作用显著，F(2, 1203)=11.97，p<0.001，η${_{\rm p}^2} $ =0.020，对于初中生，前测社会公平感(M=4.94, SD=1.38)和后测社会公平感(M=4.95, SD=1.45)没有显著差异，F(1, 1237)=0.04，p=0.834，但对于高中生，后测社会公平感(M=4.60, SD=1.47)显著高于前测(M=4.37, SD=1.52)，F(1, 1237)=26.10，p<0.001，对于大学生，后测社会公平感(M=4.61, SD=1.32)同样也显著高于前测(M=4.30, SD=1.46)，F(1, 1237)=62.61，p<0.001；(3)三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8, 1203)=1.55，p=0.066，η${_{\rm p}^2} $ =0.023。对于初中生，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在3级和5级时社会公平感显著提高，社会变化程度的影响缺乏有规律的边界；对于高中生，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从7级起，社会公平感显著提高；对于大学生，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从5级起，社会公平感显著提高。具体影响数值见表1 。
表1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影响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边界数值 |
|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 | 初中生 | 高中生 | 大学生 | |||||||||||
| 前测 | 后测 | F | p | 前测 | 后测 | F | p | 前测 | 后测 | F | p | |||
| V1 | 5.20 | 5.11 | 0.48 | 0.490 | 4.49 | 4.61 | 0.72 | 0.397 | 4.24 | 4.40 | 1.78 | 0.182 | ||
| V2 | 4.56 | 4.49 | 0.49 | 0.484 | 4.67 | 4.60 | 0.18 | 0.670 | 4.22 | 4.35 | 1.24 | 0.265 | ||
| V3 | 4.52 | 4.79 | 3.78 | 0.047 | 4.74 | 4.79 | 0.11 | 0.738 | 3.97 | 4.13 | 1.50 | 0.221 | ||
| V4 | 4.59 | 4.47 | 0.65 | 0.419 | 4.53 | 4.58 | 0.20 | 0.656 | 4.48 | 4.66 | 2.33 | 0.127 | ||
| V5 | 6.03 | 6.28 | 4.00 | 0.046 | 4.29 | 4.42 | 0.70 | 0.403 | 4.79 | 5.10 | 6.34 | 0.012 | ||
| V6 | 4.74 | 4.91 | 0.49 | 0.484 | 3.84 | 3.88 | 0.05 | 0.831 | 4.25 | 4.60 | 7.46 | 0.006 | ||
| V7 | 5.32 | 5.09 | 2.95 | 0.086 | 4.33 | 4.62 | 3.80 | 0.049 | 4.52 | 4.84 | 6.16 | 0.013 | ||
| V8 | 4.55 | 4.61 | 0.37 | 0.543 | 3.26 | 3.81 | 20.22 | <0.001 | 3.98 | 4.39 | 11.27 | 0.001 | ||
| V9 | 5.24 | 5.10 | 1.14 | 0.286 | 4.27 | 4.70 | 10.07 | 0.002 | 4.25 | 4.89 | 27.85 | <0.001 | ||
| V10 | 4.68 | 4.70 | 0.02 | 0.875 | 5.41 | 5.92 | 14.93 | <0.001 | 4.30 | 4.74 | 13.66 | <0.001 | ||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量级影响初中生，以及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社会公平感的作用边界如图5 、图6 、图7 所示。
4 讨论
本研究编制折线图材料，通过操纵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发现：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感知到高程度社会变化可以显著提升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作用边界。
4.1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影响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年龄特征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高中生和大学生，初中生群体与之存在诸多不同：初中生的前测社会公平感相对更高，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初中生的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没有作用边界。与初中生相比，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更为一致。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认知发展所处阶段和社会经验储备状况的不同。林崇德和李庆安(2005)从辩证思维发展的角度发现，初中三年级左右是辩证思维发展的重要转折阶段，之前初一初二时期已经开始掌握辩证思维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但水平较低；之后的高中时期辩证思维已趋于优势地位。辩证思维发展相对不足会影响初中生思想方法的全面性，看待问题时易存在盲目性。社会经验储备方面，初中生所面临的社会生活事件相对单一，从进入高中开始，青少年面临的社会生活事件更加多样和复杂(郭成 等, 2019)。初中生对社会的认识和反应可能相对理想化，较少接触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事件，因而社会公平感水平较高。
4.2 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感知到高程度社会变化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社会公平感显著提高。本研究假设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中得以证实。该结果与Liu和Bai(2024)的研究一致，在其实验中，当感知到高程度的社会变化时，不论变化积极或消极，个体的社会公平感都显著提高，只有在变化程度低时，变化的积极消极方向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在验证了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社会公平感具有直接影响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高程度的社会变化感知提升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社会公平感，这一影响存在作用边界。
相对于变化程度感知达到7级时高中生社会公平感开始提高，大学生则从5级变化程度感知起，社会公平感便开始得到显著提升，似乎表明大学生对社会变化程度的反应更为敏感。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处于社会化过渡的关键阶段，开始逐渐认知社会环境和就业环境，因此环境感知和环境适应能力尤为重要(何一清, 孙颖, 2018)，可能由于对自身所处环境更加关注，大学生对社会变化程度的反应相应更加敏锐。
现有关于变化程度感知对人的影响的研究多从变化的高低或有无角度进行二分式的探讨(Ding & Savani, 2020; Matta et al., 2017)。二分的方式有助于将更鲜明的对比呈现出来，然而变化程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本研究关注定量分析，细化了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有助于为社会决策提供更丰富和更准确的信息(Hattis & Anderson, 1999)。
本研究深化了对社会公平感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社会公平感研究从静态模型向动态发展模型转变。由于青少年社会认知发展的年龄差异(Crone & Dahl, 2012; Steinberg, 2010)，初中生对社会变化及社会公平的理解能力有限，相对而言，高中生和大学生则能够更准确地感知社会变化，并较为客观地解读公平事件，因而社会变化感知作为独立于个人经验的预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其边界可能通过这两条认知路径同时发挥作用。这一结果为理解现代化进程中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动态变化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切入点。
本研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将个体心理特征研究融入了社会时代背景。研究结果提示，教育政策制定部门可根据青少年的发展特点采取差异化的教育引导策略。对于初中生，社会公平感没有受到社会变化程度感知的影响，可侧重于构建基础公平认知，帮助其储备更多辨别社会公平与否的知识和经验，为公平感的后续发展筑牢根基。对于高中生和大学生，高社会变化程度感知能够提升社会公平感，应积极引导他们关注社会变化，如组织社会实践等活动，让他们看到社会在变化中努力实现公平，从而增强对社会公平的信心，激发其社会责任感与建设性参与意识。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编制折线图材料有效操纵了感知到的社会变化程度。但实验的生态效度问题仍需谨慎对待。特别是初中生群体，可能难以单纯从图片中感知到社会变化的程度，这也可能是其社会公平感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的潜在原因之一。今后研究应探索更多能够启动个体社会变化程度感知的材料、范式，如制作体现社会变化程度的更生动的视频材料，设置被试可参与其中体验到不同社会变化程度的互动情境等，从更多角度验证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社会公平感的稳健影响。
高中生与大学生在社会变化程度感知高时社会公平感提升，这一结论能否直接推广到成年人群体，还需进一步验证。虽然大学生与成年人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基本一致，但成年人的社会认知可能更多基于经验系统而非分析系统。青少年群体处于家庭或学校的制度性保护环境中，社会公平感多源于间接抽象认知；成年人则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其公平感知可能更多受到现实社会经历的影响。今后研究可将成年人纳入被试范畴，验证本结论可推广的有效范围。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下得出以下结论：(1)高社会变化程度感知显著提升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社会公平感；(2)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社会公平感存在作用边界，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对社会变化程度的敏感性更高；(3)社会变化程度感知对初中生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