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区矫正对象是指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研究表明，罪犯身份导致该群体在求职和社交中持续遭受排斥与歧视(李光勇, 2013; 陆小云 等, 2021)，引发身心健康问题(Hatzenbuehler, 2016)。为避免因身份暴露而遭受排斥与歧视，社区矫正对象倾向于采取减少参与社会活动、隔离原有社会关系、情感疏离等社会退缩策略(McWilliams & Hunter, 2021)。研究认为，社会退缩是避免自身遭受进一步歧视的防御性脱离应对策略(Moore & Tangney, 2017; Ren et al., 2015)，指向一种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上结构性地缺乏社交互动、联系和关系的状态(Ruijne et al., 2022)。尽管社会退缩能够在短期内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遭受歧视与排斥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它可能诱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Desjardins et al., 2019)，甚至诱发自杀意念及行为(Schuck et al., 2019)。此外，社会退缩还会阻碍个体适应污名化应激源(Ilic et al., 2014)，影响履行社会责任(Miller & Kaiser, 2001)。这些后果加剧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边缘化趋势，与社区矫正的“回归社会”目标相悖。更重要的是，社会退缩削弱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资本(Zoppei et al., 2014)，而社会资本缺失是重新犯罪的重要预测因子(Bares & Mowen, 2020)。因此，社会退缩可能成为引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潜在风险因素，是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重大障碍。深入理解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退缩的形成机制，对于促进该群体顺利回归社会、降低再犯罪率，具有直接的政策与实践价值。
歧视知觉指个体感知到自己或所属的群体受到不公正的消极对待而产生的主观感受(Zhao et al., 2020)。社区矫正对象因身份特殊性，对社会环境中的威胁信号(如偏见、排斥)存在信息加工的负性偏向(Baumeister et al., 2003)，这种认知倾向使其更易将外部歧视经历内化为个体歧视知觉。社会退缩是污名内化的结果(Chronister et al., 2013)，Link等人(2001)指出，歧视威胁会激活个体的防卫机制，表现为身份隐藏冲动与社交回避。研究表明，歧视知觉会使个体产生自我怀疑和内心痛苦，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并产生自我羞辱，引发社会退缩(Pascual-Sanchez et al., 2020)。反复的歧视经历会持续削弱个体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Corrigan et al., 2009)，消极的自我评价降低个体尝试融入社会的意愿，进而减少社会参与行为(Zoppei et al., 2014)。据此，研究提出假设1：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退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Ong et al., 2018)，是应对压力、适应环境的有效心理资源(Rueger et al., 2016)。研究表明，来自家人、同伴和社会工作者的支持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改造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效降低重新犯罪风险(Bares & Mowen, 2020)。社会支持威胁模型认为，经历压力性、创伤性事件或自然灾害等逆境会使个体对自身的社会支持产生更为负面的主观评价，这种负面评价可能会加剧他们在面对生活变化时的适应性问题与障碍(Norris & Kaniasty, 1996)。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个体，自我评价和自信心相对较差，更倾向于减少与外界接触，降低社会参与程度(Woods et al., 2021)。据此，研究提出假设2：领悟社会支持在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之间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领会、理解或看到生活的意义，以及感知到自己生命目的和使命的主观感受(Steger et al., 2006)，是保护个体心理健康、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Park & Baumeister, 2017; Steger & Kashdan, 2013)。作为应对压力的重要资源，生命意义感能够缓冲压力源的负面作用，促使个体采用接纳、解决、正面响应等方式适应压力环境(张荣伟, 李丹, 2018; Fife, 2005)。但另一方面，需要−威胁时间模型(Williams, 2009)认为，排斥和歧视通过威胁个体存在的意义感等四种心理需要，影响其生命意义的建构，进而导致个体从社会交往中脱离出来，即发生退缩的行为反应(Ren et al., 2015)。实证研究表明，低水平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王晓静, 雷利静, 2023)。对于社区矫正对象而言，歧视知觉不利于该群体身份认同整合(杨彩云, 2022)，威胁其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认知，降低生命意义感水平(Jiang & Chen, 2020; Or et al., 2013)，从而采取退缩方式来应对。据此，研究提出假设3：生命意义感在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积极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支持是个体体验和追寻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和动力(Krause, 2007)。生命意义维持模型(Heine et al., 2006)指出，个体能够通过建立社会联结来增强社会支持和归属感，补偿或重构生命意义感(King & Hicks, 2021)。反之，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面临困境与挑战时，更可能形成消极的核心自我评价(项明强, 侯晓晖, 2013)，抵御风险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降低(李旭, 2015; Shin & Steger, 2016)，使个体难以感知生命的价值、目标和动力(Lopez et al., 2015)。进一步整合发现，长期感知歧视会使个体质疑自身的社会价值，进而降低对他人支持的感知(班永飞 等, 2022; Norris & Kaniasty, 1996)。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降低意味着个体难以感受到关心和帮助，从而难以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张玲玲 等, 2021)。而生命意义感缺失则会进一步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张薇薇, 张玉柱, 2021)，使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逃避、退缩等消极应对方式(张曼玉, 封慰, 2024)。据此，研究提出假设4：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在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和社会退缩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构建以下链式中介模型(见图1 )，探讨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对社会退缩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将为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选取浙江省五个司法所在册75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为被试，剔除作答不完整、答案单一或重复、存在逻辑冲突的无效问卷后，共计回收有效问卷715份，问卷有效率为95.33%。被试人员基本信息见表1 。
表1 被试人员基本信息(n=715) |
| 变量 | 类别 | 人数 | 百分比(%) |
| 性别 | 男 | 566 | 79.16 |
| 女 | 149 | 20.84 | |
| 年龄(岁) | 18～30 | 201 | 28.11 |
| 31～50 | 436 | 60.98 | |
| 51～70 | 78 | 10.91 | |
| 户籍情况 | 本地户籍 | 223 | 31.19 |
| 外来人口 | 492 | 68.81 | |
| 婚姻状况 | 未婚 | 211 | 29.51 |
| 已婚 | 403 | 56.36 | |
| 离异 | 98 | 13.71 | |
| 丧偶 | 3 | 0.42 | |
| 受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326 | 45.60 |
| 高中/中专 | 209 | 29.23 | |
| 大专 | 115 | 16.08 | |
| 本科及以上 | 65 | 9.09 |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退缩问卷
社会退缩问卷由Teo等人(2018)编制，共25个条目(其中7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包含社会化、隔离和情感支持3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制，分数越高表明社会退缩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2.2 社区矫正对象个体歧视知觉问卷
社区矫正对象个体歧视知觉问卷由李乙(2022)编制，共14个条目(其中3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包含自我歧视、担心暴露、社交歧视和职业歧视4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制，分数越高表明社区矫正对象歧视感知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由Blumenthal等人(1987)编制，共14个条目，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3个维度，采用7点正向评分，得分越高表明感知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4 生命意义感量表
2.3 数据处理
研究利用SPSS25.0检验量表信度、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并使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6检验链式中介效应。考虑到户籍、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可能会影响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状况，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在程序上强调问卷填写的保密性，采用正反向计分等策略，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此外，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对问卷题目进行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显示，共有11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首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仅为29.6%，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研究对歧视知觉、社会退缩等关键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歧视知觉与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会退缩呈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社会退缩呈显著负相关。生命意义感与社会退缩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受教育程度、户籍情况与本研究主要变量显著相关，故在后续分析中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715) |
| M | SD | 1 | 2 | 3 | 4 | 5 | |
| 1.受教育程度 | |||||||
| 2.户籍情况 | −0.19*** | ||||||
| 3.歧视知觉 | 35.46 | 12.97 | −0.07 | −0.03 | |||
| 4.领悟社会支持 | 61.06 | 12.47 | 0.14*** | −0.10*** | −0.52*** | ||
| 5.生命意义感 | 37.46 | 6.43 | 0.18*** | −0.08* | −0.39*** | 0.58*** | |
| 6.社会退缩 | 50.42 | 9.13 | −0.13*** | −0.03 | 0.59*** | −0.58*** | −0.48***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研究采用SPSS26.0及PROCESS插件执行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研究以歧视知觉为自变量，社会退缩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在控制受教育程度、户籍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在控制受教育程度和户籍情况下，歧视知觉正向预测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退缩的总效应显著(β=1.16, p<0.001)。当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被纳入回归方程后，歧视知觉显著负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0.95, p<0.001)和生命意义感(β=−0.16, p<0.01)；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34, p<0.001)，负向预测社会退缩(β=−0.29, p<0.001)；生命意义感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退缩(β=−0.27, p<0.001)。此时，歧视知觉仍能显著正向预测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退缩(β=0.75, p<0.001)。
表3 社区矫正对象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的回归分析(n=715)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 社会退缩 | 0.60 | 0.35 | 127.62*** | |||
| 受教育程度 | −1.48 | −3.64*** | ||||
| 户籍情况 | −1.06 | −1.23 | ||||
| 歧视知觉 | 1.16 | 18.97*** | ||||
| 领悟社会支持 | 0.52 | 0.27 | 86.59*** | |||
| 受教育程度 | 1.32 | 3.16** | ||||
| 户籍情况 | −2.61 | −2.96** | ||||
| 歧视知觉 | −0.95 | −15.27*** | ||||
| 生命意义感 | 0.55 | 0.30 | 77.34*** | |||
| 受教育程度 | 0.95 | 3.32** | ||||
| 户籍情况 | −0.31 | −0.49 | ||||
| 歧视知觉 | −0.16 | −3.10** | ||||
| 领悟社会支持 | 0.34 | 12.57*** | ||||
| 社会退缩 | 0.69 | 0.47 | 127.77*** | |||
| 受教育程度 | −0.72 | −1.94 | ||||
| 户籍情况 | −2.14 | −2.74** | ||||
| 歧视知觉 | 0.75 | 11.77*** | ||||
| 领悟社会支持 | −0.29 | −7.93*** | ||||
| 生命意义感 | −0.27 | −5.84*** |
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对各系数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歧视知觉和社会退缩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见表4 和图2 )，总中介效应值为0.41，占歧视知觉对社会退缩总效应(1.16)的35.34%。中介效应由三条间接效应路径构成，其中歧视知觉→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退缩形成间接效应1，效应值0.28，占总效应的24.14%，支持了假设2；歧视知觉→生命意义感→社会退缩形成间接效应2，效应值0.04，占总效应的3.45%，支持了假设3；歧视知觉→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社会退缩形成间接效应3，效应值0.09，占总效应的7.76%，支持了假设4。
4 讨论
4.1 歧视知觉对社会退缩的直接预测作用
本研究以社区矫正对象为被试，探讨了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歧视知觉显著正向预测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退缩，验证假设1。这一结论支持了Link等人(2001)的观点，即歧视威胁引发社交回避和身份隐藏等自我防御机制，遭受歧视的个体同时也具有高度的社会退缩倾向(Pascual-Sanchez et al., 2020)。本研究结果印证了以往研究的观点，个体歧视知觉会对具有隐蔽的污名化身份群体的社会融入产生阻碍(Moore & Tangney, 2017)。对于社区矫正对象而言，歧视作为该群体日常要面对的压力情境，可能会长期持续地损耗该群体的心理资源，降低个体自尊和自我效能(庾泳 等, 2022)。遭遇持续性歧视后，社区矫正对象逐渐将负面评价内化并归因为自身的“社会失败”状态，降低其尝试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导致社会资本减少(Zoppei et al., 2014)。此外，持续遭遇歧视的社区矫正对象逐渐感知到，自己所受待遇主要受到刻板印象、社会舆论等外部因素影响，是自身无法控制和改变的，进而产生习得性无助，导致其更加倾向于选择逃避、退缩的应对策略。
4.2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单独中介作用
歧视知觉通过降低社区矫正对象领悟社会支持从而增加其社会退缩的风险，验证了假设2。本研究结果验证了Kondrat等人(2018)的假设，即遭受歧视个体在社交互动中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降低，从而支持了社会支持威胁模型(Norris & Kaniasty, 1996)。胡玉宁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个体感知到的歧视程度与其社会支持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个体感知到的歧视程度越高，其社会支持水平往往越低。社会支持缺失进一步导致个体的社会适应程度下降，增强个体的社会疏离感。在日常社会交往过程中，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可能会带来极大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他们更容易关注拒绝性信息，而回避支持性信息(Baumeister et al., 2003)，从而降低领悟社会支持程度。因此，当社区矫正对象无法感知到来自家庭、同伴和其他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就可能会降低社会融入的意愿，更加倾向于社会退缩(付立华, 石文乐, 2022)。
歧视知觉通过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命意义感，进而引发其社会退缩，验证假设3。生命意义感是一种经由主观判断产生的认知性情感，对于社区矫正对象来说，长期处于歧视与排斥的环境中，会导致个体丧失生活的希望与目标，以消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事物，难以感知自身所拥有的积极力量，进而导致生命意义感的缺失(Jiang & Chen, 2020)。而生命意义的缺失则导致一系列后果，如抑郁、焦虑、疏离回避、酒精和毒品滥用等(刘亚楠 等, 2020)。因此，社区矫正对象感知到歧视后，其内在的威胁反应机制被激发，不仅会削弱社区矫正对象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还会降低其生命意义感，进而引发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退缩。需要−威胁时间模型(Williams, 2009)在社区矫正对象这一群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4.3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在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4。这一结论验证了社会支持威胁模型和生命意义维持模型的观点，即歧视知觉削弱了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Norris & Kaniasty, 1996)，而社会支持的缺失破坏了个体对生命目的和价值的信念(Heine et al., 2006)。实证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不足会引发沮丧、焦虑等负面情绪反应(李占宏 等, 2018)，消极情绪反应使个体无法有效感知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与力量，从而在生活意义上产生迷失与质疑(Jiang & Chen, 2020)，进而激活个体消极应对机制(王晓静, 雷利静, 2023)。因此，持续感知并内化歧视的社区矫正对象更难以获得或感知到来自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发出的支持性信息(王江洋 等, 2020; Kondrat et al., 2018)，这使得社区矫正对象认为自己被社会孤立。社会支持不足的社区矫正对象可能出现自我价值感降低、生活目标渐进性瓦解、积极情感体验减少等问题，导致其社会融入能力受损，进而诱发了自我封闭等退缩行为。此外，相较于监狱服刑人员(Moore & Tangney, 2017)，社区矫正对象身份更具隐匿性，但这也使他们因时刻担忧身份暴露而承受更大心理压力。持续压力导致其对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的感知更易随情境变化且波动明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歧视知觉与社会退缩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
4.4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揭示了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退缩的复杂机制，为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预防重新犯罪提供启发。基于研究结论，未来社区矫正实践一方面可以积极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传播社区矫正对象积极融入社会的正面故事，消除公众因信息偏差形成的刻板印象，营造包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者可以协助社区矫正对象提升法律意识与职业技能、提供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机会、开展心理干预与社会适应训练，使该群体能以稳定的生活状态和正向贡献重新获得家人朋友的认可与接纳，提升社会支持程度。积极的社会互动与亲社会实践能够使社区矫正对象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逐步提升其生命意义感，降低该群体发生社会退缩的风险。此外，社区矫正工作者可以定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处理羞耻感、社交恐惧等问题；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求职、邻里沟通等场景，提升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
本研究虽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退缩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在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等方面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本研究所采用的横断研究设计难以直接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联，且研究数据源自受访者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数据偏差。第二，研究样本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本研究获取女性样本较少，该失衡可能掩盖性别对歧视知觉或社会退缩的潜在影响。未来研究可构建分层抽样框架，覆盖不同地域、性别、年龄亚群体，进一步细化样本选取，探索不同类型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退缩差异。第三，研究控制变量存在局限，未系统考察心理健康状况对“歧视知觉−社会退缩”中介路径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社区矫正对象日常活动时空数据等客观测量指标，对比客观和主观社会退缩表现差异，以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
5 结论
歧视知觉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退缩。其中，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在社区矫正对象歧视知觉和社会退缩之间起中介作用，包括三条中介作用路径：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在社区矫正对象歧视知觉和社会退缩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