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即航空器维修技术人员)的安全行为是保障航空安全的核心要素。研究表明，75%的航空事故是由人为差错导致(Kharoufah et al., 2018)。而在航空机务维修方面，容易导致人为差错的不安全行为广泛存在(Mendes et al., 2022)。 因此，探索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预测因素对于确保航空安全具有重要作用(Chen, 2021; Reis et al., 2021; Wang & Chuang, 2014)。
Neal和Griffin(2006)将安全行为定义为安全遵守(safety compliance)和安全参与(safety participation)两个维度。安全遵守指执行标准操作程序、遵守安全法规等行为，体现出安全行为的强制性。安全参与则强调主动投身到安全相关活动中，如积极参加安全会议，倡导安全理念等，体现出安全行为的主动性。航空机务维修的工作性质要求机务维修人员须同时满足以上两种维度的安全行为(Aktas & Kagnicioglu, 2023)。因此，和前人研究一致，本研究采用这两个维度共同表征安全行为(Liu et al., 2019; Xu et al., 2022)。
以往研究主要对空勤人员(如，飞行员、机组人员)的安全行为进行了探索，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研究较为有限。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航空维修风险管理因素(Marais & Robichaud, 2012; Mendes et al., 2022)、工作激情(Chen, 2022)、压力和疲劳(Reis et al., 2021; Wang & Chuang, 2014)以及社会心理风险因素(Aktas & Kagnicioglu, 2023)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预测因素的探索相对局限。而安全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认为，使命感或许是个体安全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Liu et al., 2019; Xu et al., 2022)。
研究发现，具有使命感的个体会将自我同一性与职业紧密相连，期望通过工作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在其中获得内在的满足感和自我实现(张春雨 等, 2012)。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当个体在工作中体验到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时，可能会展现出较高的内在动机和积极行为(Deci & Ryan, 2000; Ryan & Deci, 2000)。研究表明，具有使命感的个体从事某项工作主要是认为它有意义而产生内在动机，而不仅仅是为了金钱或地位等外在奖励(Duffy & Dik, 2013; Elangovan et al., 2010)，因而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此外，具有使命感的个体对于工作抱有激情(Xu et al., 2022)，能以较高的工作投入完成目标(Liu et al., 2019)，对工作具有一定的胜任感。他们也更有可能认同实现组织目标的个人责任(Grant & Mayer, 2009; Xie et al., 2017)，这可能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归属感。因此，具有使命感的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对确保飞行安全可能具有内在的“使命”动机及与其相关的行为。而研究表明，内在动机可以正向预测员工的安全行为(Burns & Conchie, 2014; Xu et al., 20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使命感可以正向预测对他人及组织有益的行为(Xie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1)。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使命感正向预测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
具有使命感的个体能提高自己的工作积极性(Duffy & Dik, 2013; Zhang et al., 2021)，展现出更好的工作态度(Duffy et al., 2017)。使命感不仅是个体的驱动力，它也能影响整个团队的行为(Elangovan et al., 2010)。在自我决定理论中，归属感强调个体与团队之间的联系和认同(Dik & Duffy, 2009)。当团队成员认同并践行共同的使命时，他们的行为会趋向一致，并在工作中相互支持而形成较好的工作氛围(Andel et al., 2016)。因此，航空机务维修人员之间可能具有保障航空安全的共同“使命”。这可能促使他们互相协作并注重彼此的安全行为，进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航空安全氛围。此外，当航空机务维修人员践行工作“使命”时，他们更可能主动纠正不安全行为、提出安全改进建议，并在安全会议中表达更强的安全意识。这种行为不仅对工作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在组织内形成示范效应(Zhang et al., 2021)，从而使整体的安全氛围得到提升。安全氛围是指在特定时间点，组织成员对安全相关政策、程序、实践和安全重视程度的共同感知(Zohar, 2010)。Evans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安全氛围是影响航空公司安全绩效的重要组织因素。此外，安全氛围能够正向预测组织中个体的安全行为(Mohammadfam et al., 2022; Syed-Yahya et al., 2022)。因此，当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在其工作氛围中感受到安全被高度重视时，他们更有可能遵循安全规程，主动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综上，本研究认为，保障航空安全的共同“使命”能够促使机务维修人员形成一致的安全动机与行为。当团队成员为同一目标协作时，可能通过相互支持强化安全氛围，进而推动更高水平的安全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安全氛围在使命感与安全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使命感对安全氛围的影响可能受安全变革型领导力(safety-specific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调节。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整合了变革型领导的方法与策略(Barling et al., 2002)，包括对员工的个性化关注、智慧激励、理想化影响和知识启迪(Mullen & Kelloway, 2009)。高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组织可通过为员工提供外部资源，增强其外在动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 2000; Ryan & Deci, 2000)，外在动机可通过内化过程转化为内在动机(Hammond et al., 2011; Van den Broeck et al., 2021)。因此，当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使命感较弱时，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可通过提供外在动机来弥补其不足，从而维持安全氛围；而当使命感较强时，这种补充作用则不明显。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在使命感与安全氛围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一个如图1 所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使命感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影响，以及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对来自四家航空公司的642名航空机务维修人员进行问卷施测，回收有效问卷608份(问卷有效率为94.70%)，其中男性576人(占94.74%)，女性32人(占5.26%)。年龄范围21～45岁，平均年龄为27.13±3.8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使命感
使用Dobrow和Tosti-Kharas(2011)的使命感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是包含12个项目的单维结构。采用7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使命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且结构效度良好：χ2/df=2.98，CFI=0.990，TLI=0.983，GFI=0.971，NFI=0.985，IFI=0.990，RMSEA=0.057。
2.2.2 安全氛围
采用Evans等人(2007)开发的航空安全氛围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共18个项目，包含管理承诺与安全沟通、安全培训、设备维护3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明安全氛围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且结构效度良好：χ2/df=2.83，CFI=0.960，TLI=0.950，GFI=0.939，NFI=0.939，IFI=0.960，RMSEA=0.053。
2.2.3 安全变革型领导力
安全变革型领导力量表为单维度，共10个项目(Kelloway et al., 2006)。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示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且结构效度良好：χ2/df=2.73，CFI=0.982，TLI=0.968，GFI=0.978，NFI=0.972，IFI=0.982，RMSEA=0.053。
2.2.4 安全行为
采用Neal和Griffin(2006)编制的安全行为量表。量表共6个项目，包含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2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明安全行为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且结构效度良好：χ2/df=2.90，CFI=0.997，TLI=0.987，GFI=0.995，NFI=0.996，IFI=0.997，RMSEA=0.056。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6.0软件、PROCESS插件(Hayes, 2013)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讨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另外，采用PROCESS 宏程序中的Model 4和Model 7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8个，且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0.59%，小于40%的临界值，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03)，可以进行后续的数据分析。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使命感、安全氛围、安全变革型领导力与安全行为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可以进一步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608) |
| 变量 | M±SD | 1 | 2 | 3 |
| 1.使命感 | 64.59±12.33 | |||
| 2.安全氛围 | 74.89±8.19 | 0.64*** | ||
| 3.安全变革型领导力 | 42.17±4.85 | 0.46*** | 0.54*** | |
| 4.安全行为 | 25.72±3.32 | 0.41*** | 0.54*** | 0.62*** |
注：*p<0.05，***p<0.001，以下同。 |
3.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以使命感作为自变量，安全氛围作为中介变量，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为因变量。将预测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温忠麟, 叶宝娟, 2014)，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对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通过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并计算中介作用的95%置信区间，若区间不包含0，则代表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若区间内包含0，则代表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如表2 所示)：使命感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1, t=10.95, p<0.001)；加入中介变量安全氛围后，使命感对安全氛围(β=0.64, t=20.38, p<0.001)和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β=0.10, t=2.29, p<0.05)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安全氛围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8, t=10.84, p<0.001)。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假设的安全氛围在使命感与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得到了验证。
表2 安全氛围中介作用模型的回归分析 |
| 预测变量 | 阶段一：安全行为 | 阶段二：安全氛围 | 阶段三：安全行为 | |||||||||
| β | t | 95 %CI | β | t | 95 %CI | β | t | 95 %CI | ||||
| 年龄 | 0.01 | 0.27 | [−0.06, 0.08] | 0.01 | 0.46 | [−0.06, 0.06] | 0.003 | 0.10 | [−0.06, 0.07] | |||
| 使命感 | 0.41 | 10.95*** | [0.33, 0.48] | 0.64 | 20.38*** | [0.58, 0.70] | 0.10 | 2.29* | [0.01, 0.19] | |||
| 安全氛围 | 0.48 | 10.84*** | [0.39, 0.57] | |||||||||
| R2 | 0.17 | 0.41 | 0.30 | |||||||||
| F | 60.04*** | 208.06*** | 80.90*** | |||||||||
3.4 调节效应检验
在中介模型基础上，加入安全变革型领导力作为调节变量。使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 Model 7测试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3 所示，使命感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0, t=2.29, p<0.05)。使命感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交互项对安全氛围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2, t=−6.99, p<0.001)，安全氛围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48, t=10.84, p<0.001)。结果表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在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上具有调节作用。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预测变量 | 安全氛围 | 安全行为 | |||||
| β | t | 95 %CI | β | t | 95 %CI | ||
| 年龄 | 0.02 | 0.53 | [−0.04, 0.07] | 0.003 | 0.10 | [−0.06, 0.07] | |
| 使命感 | 0.45 | 13.69*** | [0.38, 0.51] | 0.10 | 2.29* | [0.01, 0.19] | |
| 安全变革型领导力 | 0.28 | 8.86 | [0.22, 0.35] | ||||
| 使命感×安全变革型领导力 | −0.12 | −6.99*** | [−0.16, −0.09] | ||||
| 安全氛围 | 0.48 | 10.84*** | [0.39, 0.57] | ||||
| R2 | 0.52 | 0.30 | |||||
| F | 164.97*** | 86.90*** | |||||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调节作用。按照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为高安全变革型领导力(M+1SD)、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M–1SD)。结果如图2 所示，在高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条件下，使命感对安全氛围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2, t=7.99, p<0.001)；在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条件下，使命感对安全氛围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β=0.57, t=17.03, p<0.001)。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使命感、安全氛围、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和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之间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发现使命感可以通过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预测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且安全变革型领导力调节了使命感与安全氛围的关系。在理论上有助于揭示使命感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丰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上促进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管理，为保障飞行安全提供实证研究支持。
4.1 使命感与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使命感显著正向预测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证实了假设1。这与前人关于使命感促进积极行为的研究结论一致(Liu et al., 2019; Xie et al., 2017; Xu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1)。以往研究表明，高使命感个体更易感知工作的积极意义(张春雨 等, 2012; Duffy & Dik, 2013; Elangovan et al., 2010)，展现更高工作效能(Dik & Duffy, 2009)，以及更能强化责任意识(Dik & Duffy, 2009; Grant & Mayer, 2009; Xie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1)。自我决定理论强调，当个体感受到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时，会展现出较强的内在动机和积极行为。据此，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使命”动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认同工作价值而主动投入的自主性，二是具备高效完成任务的胜任感，三是通过责任认同实现情感联结的归属感。综上，本研究表明，使命感可能作为一种内在的“使命”动机，促进了航空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这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即个体内在的积极动机正向预测安全行为(Burns & Conchie, 2014; Liu et al., 2019; Xu et al., 2022)。
4.2 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安全氛围在使命感与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证实了假设2。这表明，使命感不仅直接促进安全行为，还通过塑造安全氛围间接发挥作用。自我决定理论强调，当个体在组织中具备归属感时，会形成与组织目标一致的动机和行为(Deci & Ryan, 2000; Ryan & Deci, 2000)。这种心理需求满足促使成员间产生互助行为，进而培育出积极的安全氛围(O’Connor et al., 2011; Zohar, 2010)。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Brandt et al., 2023; Yu et al., 2022)。因此，结合前人研究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使命感通过直接和间接(安全氛围)双路径共同提升安全行为水平。
4.3 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安全变革型领导力负向调节使命感对安全氛围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这表明，在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条件下，由于外部资源的欠缺，个体内在的使命动机对安全氛围的形成具有更积极的作用；而在高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条件下，个体有更多的外在资源支持，内在使命感对安全氛围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需要注意的是，在高、低水平的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条件下，使命感对安全氛围均存在正向的预测作用，并通过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促进安全行为。以往研究表明，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安全行为(Mullen & Kelloway, 2009; Wu et al., 2023)。然而，本研究探索了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的调节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安全变革型领导力促进航空维修安全管理提供了不同的见解。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的意义如下。第一，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是保障飞行安全的核心要素。然而，在研究层面，以往研究着重关注于空勤人员(如，飞行员、机组乘员)的安全行为，少有研究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进行探讨。本研究通过自我决定理论，探索了使命感、安全氛围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影响，以及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具有的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研究视角。第二，以往研究将安全变革型领导力作为影响个体安全行为的直接预测变量，这在一定程度忽视了个体内在主动性对安全行为的影响。而本研究将安全变革型领导力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研究模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安全变革型领导力相关研究的理解，即安全变革型领导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调节因素影响个体的安全行为绩效。第三，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研究结果提示航空维修部门的管理者，应重视提升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使命感，这对于促进其安全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管理者还应通过多种方式优化和更新内部领导模式。例如，当航空公司发现机务维修人员的使命感偏低时，应及时对现有的安全管理体系进行积极调整与变革，从而使维修人员的安全行为处于较高水平。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使命感可能还通过其他心理变量间接影响安全行为。例如，研究表明使命感可提升个体的工作满意度(Peng et al., 2020)，激发安全激情(Xu et al., 2022)等，进而促进安全行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可能的中介变量。第二，本研究的对象几乎为男性，而航空机务维修人员的使命感是否具有性别差异，以及性别差异是否影响到变量之间的关系，仍需未来研究进行探讨。
5 结论
(1)使命感可以正向预测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2)使命感可以通过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对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3)安全变革型领导力能够负向调节使命感与安全氛围之间的关系；(4)安全氛围在使命感和航空机务维修人员安全行为的中介作用受到安全变革型领导力调节，表现为安全变革型领导力水平越低，这种间接关系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