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公众更倾向于实施低成本的私人领域亲环境行为(如节约用能)，而对需要较高代价的公共领域行为的参与度显著偏低(杜平, 张林虓, 2020)。这一现象凸显了行为干预的核心矛盾，即如何通过低成本策略撬动高难度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孙颖 等, 2020; 赵申苒 等, 2018)。近年来，行为溢出效应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指出，个体已实施的亲环境行为可能正向或负向影响后续其他行为(Galizzi & Whitmarsh, 2019)，而通过外部干预可放大积极溢出、抑制消极溢出(Cornelissen et al., 2008)。然而，现有研究对溢出机制的解释仍存在争议，尤其是低难度亲环境行为如何推动高难度行为的机制尚未明晰(Thøgersen & Noblet, 2012)。本研究旨在揭示“由易入难”亲环境行为溢出的心理机制，并探索干预策略的优化路径。
亲环境行为溢出需满足三个条件：行为差异性、时序性及共享心理动机(Galizzi & Whitmarsh, 2019)。积极的行为溢出表现为个体通过简单行为(如回收)促进复杂行为(如政策支持)(van der Werff et al., 2014a)，其机制可归纳为两类路径：(1)自我效能驱动：环境自我效能反映个体对自身环保能力的信心。低难度行为(如节水)通过积累成功经验提升效能感，进而增强应对复杂挑战的动机(Lauren et al., 2016)。(2)自我认同驱动：反复实施环保行为会通过自我归因强化“环保者”身份，从而推动与身份一致的高成本行为(如购买绿色产品)(van der Werff et al., 2014b)。值得注意的是，低难度行为因实施成本低、可及性高，能成为行为干预的“楔子”(Byrka & Kamińska, 2015)。
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存在方向异质性，其调节机制可从认知表征、行为特征、动机归因和信息干预等多维度进行阐释。例如，高解释水平通过强化环保身份认同促进正向溢出，而低解释水平因关注具体行为结果可能触发道德许可效应(Mullen & Monin, 2016)。行为特征维度中，前后行为的相似性正向预测溢出强度，领域或目标的同质性有助于行为连贯性(Margetts & Kashima, 2017; Truelove et al., 2014)。归因机制方面，内部归因通过增强环境自我认同促进正向溢出(van der Werff et al., 2014a)，而外部归因因弱化内在动机导致负向溢出(Truelove et al., 2014)。环境诉求的损失框架强化溢出(吴波 等, 2016)，利己框架与金钱诉求的组合则可能削弱效应(盛光华 等, 2019)。促进定向个体因追求理想自我呈现道德一致性，而预防定向个体更易出现道德平衡效应(朱一杰 等, 2017)。
“提醒引发的溢出效应”通过外部干预促使个体反思过往行为，进而改变自我感知与后续行动(Cornelissen et al., 2008)。与自然溢出不同，该效应依赖于主动提醒策略，而非行为的自发延续(Lauren et al., 2019)。研究表明，低难度行为因其日常性更易被频繁实施，通过数量提醒可传递“我已采取环保行动”的积极信号，从而增强自我效能与认同(Lauren et al., 2016)。例如，van der Werff等(2014b)发现，被试回忆过去环保行为后，其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显著提升。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大局限：其一，多数结论依赖横截面数据，因果链证据薄弱(Thøgersen & Noblet, 2012)；其二，对集体效能等社会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关注不足(Jugert et al., 2016)。
亲环境行为可依据实施成本(时间、经济、技能)划分为连续谱系：低难度行为(如关灯)要求较少个人投入，而高难度行为(如参与环保运动)则需要突破资源与心理边界(赵婧, 王建明, 2024; Byrka & Kamińska, 2015)。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低难度行为为个体提供了“渐进式成功”的机会，既能积累环保技能，又能通过自我归因强化环保身份(Tabernero & Hernández, 2011)。同时，社会认同理论指出，集体效能感可通过增强群体归属感，进一步放大个体自我认同(白晓丽, 七十三, 2022)。例如，Jugert等(2016)的实验表明，当个体感知所属群体具备高效环保能力时，其自我效能感显著提升，从而更愿参与高难度行为。
本研究旨在揭示低难度行为提醒对高难度行为的溢出路径，并探索环境集体效能的调节作用。具体假设如下。
H1：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正向影响高难度行为。
H2a：环境自我效能在上述溢出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H2b：环境自我认同在上述溢出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H3：环境集体效能正向调节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的溢出效应。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 所示。通过三项实验，将自我效能、自我认同与集体效能整合为统一框架，并验证干预策略的有效性。
2 实验1：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
2.1 被试
采用G*Power3.1，预设中等效应量0.4，统计检验力为0.8，显著性水平α为0.05，预估至少需要156名被试。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了199名被试。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查及作答时间不合规的答卷，得到177份有效答卷。其中男性74名(42%)，女性103名(58%)，主要年龄段为18～25岁。所有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低信号组，均为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实验结束后获得1.5元人民币报酬。
2.2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高信号组、低信号组)，因变量为高难度亲环境行为。
作为对低难度行为提醒的操纵，被试需要完成一个行为清单操纵任务。本研究对高、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界定遵循行为连续谱(Byrka & Kamińska, 2015)，并结合中国本土情境的实际调查数据，其核心特征为低个人成本(如时间、经济、技能)与高日常可及性(如关灯、节水)。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指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对个人成本(时间、经济、技能等)要求较低的行为，如“重复使用塑料袋、及时关闭水龙头”等；高难度亲环境行为则需个体付出更高成本(如经济投入、社会行动参与等)，例如“购买高价绿色产品、参与环保政策倡导”等。已有研究表明，低难度行为因其便利性更易被频繁实施(Lauren et al., 2019;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b)，且个体对其执行数量的自我报告具有较高信度(Galizzi & Whitmarsh, 2019)。为科学区分行为难度，本研究通过线上调查(n=70)要求被试对24项常见亲环境行为的执行难易程度进行评分(1=“非常简单”，5=“非常困难”)。结果显示，低难度行为均值为1.40～2.81(如“节约能源”，M=1.40, SD=0.67)，高难度行为均值为3.23～4.40(如“向政府检举环境破坏行为”，M=4.40, SD=1.18)，两类行为难度差异显著(p<0.001)，这进一步验证了低难度行为的易完成性，表明其更可能成为日常习惯。基于此，结合中国居民的实际生活场景，最终筛选出16项低难度行为和11项高难度行为，分别作为实验操纵材料与因变量测量工具。
高、低信号组的操纵设计基于低难度行为的易完成性使其更可能被多次实施，该设计隐含的逻辑是，低难度行为的高可及性使其实际执行频率更高(如关灯行为可能每日发生)，而高信号组的开放式回忆任务更易触发对行为数量的积极感知(Lauren et al., 2019)。借鉴Lauren等(2019)的做法，要求低信号组选择过去三个月内“经常做”的行为，目的是引导其选择更少的行为。要求高信号组选择过去三个月内“至少做过一次”的行为，目的是引导其选择更多的行为。本研究的实验分组基于行为数量提醒的强度。高信号组通过引导被试回忆并选择更多已实施的日常低难度亲环境行为，向其传递“我已采取较多环保行动”的积极信号；低信号组则通过限制行为选择范围，暗示其环保行为数量较少。这种分组设计旨在通过行为数量提醒的差异，触发个体对自我环保能力与身份的内隐认知变化。
接着，测量被试的亲环境行为。首先，请被试表达对11个高难度亲环境行为的参与意愿(α=0.87)，例如“购买标志为绿色产品的商品，即使价格比其它同类商品更贵”。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其次，请被试报告未来一年内愿意为环保公益活动捐献的时间(小时)。
2.3 结果
2.3.1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信号组(M=10.19, SD=2.97)选择的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数量显著高于低信号组(M=8.56, SD=2.80)，t(175)=3.76，p<0.001，Cohen’s d=0.56，说明行为提醒操纵有效。
2.3.2 主效应分析
以低难度行为提醒为自变量，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信号组的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及环保公益时间捐献均显著高于低信号组(见表1 )，验证了H1。
表1 实验1因变量的分组比较 |
| 变量 | 高信号组(n=88) | 低信号组(n=89) | t | p | Cohen’s d |
| 时间捐献 | 12.22(9.60) | 6.30(4.38) | 5.26 | <0.001 | 0.79 |
| 高难度PEB | 5.52(0.72) | 5.22(0.90) | 2.45 | 0.015 | 0.39 |
注：PEB为亲环境行为的英文缩写；括号外为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以下同。 |
3 实验2：环境自我效能和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作用
3.1 被试
样本数量估算同实验1，预估至少需要156名被试。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了188名被试。剔除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查及作答时间不合规的被试数据，得到162份有效数据。其中男性68名(42%)，女性94名(58%)，主要年龄段为18～25岁。所有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低信号组，均为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实验结束后获得1.5元人民币报酬，其中有2名被试抽中50元现金红包。
3.2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中实验设计、材料与程序均同实验1，但是增加了对环境自我效能和环境自我认同的测量，以及用捐款替换捐时间。
在实验中，被试首先要完成行为清单操纵任务，然后填写环境自我认同和环境自我效能的量表。接着，报告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包括私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Cronbach’s α=0.72)和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Cronbach’s α=0.80)。参考杜平和张林虓(2020)与Lauren等(2019)的分类，私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指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需付出较高私人成本的行为(如购买高价绿色产品)；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则涉及公共参与或社会倡导，需突破个人边界(如向政府检举环境破坏行为)。两类行为因驱动机制不同(私域侧重个人效能，公域依赖社会认同)，需分别探讨其溢出路径。最后，被试需完成虚拟金钱捐赠任务。具体流程为：询问被试，“若抽中50元现金红包，您愿意为环保项目捐献多少棵梭梭树苗(10元/棵)？”该任务中，捐赠承诺不涉及实际扣款，仅为意愿测量。
3.3 结果
3.3.1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信号组(M=10.57, SD=2.86)选择的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数量显著高于低信号组(M=9.36, SD=3.11)，t(160)=2.63，p<0.001，Cohen’s d=0.41，说明行为提醒的操纵有效。
3.3.2 主效应分析
以低难度行为提醒为自变量，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信号组的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金钱捐献均显著高于低信号组(结果见表2 )，再次验证H1。
表2 实验2因变量的分组比较 |
| 变量 | 高信号组(n=86) | 低信号组(n=76) | t | p | Cohen’s d |
| 金钱捐赠 | 4.31(1.44) | 3.80(1.38) | 2.39 | 0.018 | 0.36 |
| 私域高难度PEB | 5.84(0.71) | 5.12(0.76) | 6.24 | 0.004 | 0.98 |
| 公域高难度PEB | 5.51(0.75) | 5.02(0.84) | 3.92 | 0.006 | 0.62 |
3.3.3 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PROCESS的Model 4(抽样5000次)分别在90%和95%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当以金钱捐赠为因变量时，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边缘显著(IE=0.06, SE=0.03, 90%CI=[0.01, 0.08])，而环境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以高难度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时，环境自我效能和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见表3 。该结果支持了H2a和H2b。
表3 实验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路径 | 间接效应 | SE | 90%CI | 95%CI |
| 低难度PEB→环境自我效能→金钱捐赠 | 0.02 | 0.03 | [−0.03, 0.04] | [−0.04, 0.07] |
| 低难度PEB→环境自我认同→金钱捐赠 | 0.06 | 0.03 | [0.01, 0.08] | [−0.002, 0.13] |
| 低难度PEB→环境自我效能→私域高难度PEB | 0.05 | 0.01 | [0.03, 0.07] | [0.02, 0.07] |
| 低难度PEB→环境自我认同→私域高难度PEB | 0.04 | 0.01 | [0.02, 0.06] | [0.01, 0.07] |
| 低难度PEB→环境自我效能→公域高难度PEB | 0.03 | 0.02 | [0.003, 0.07] | [0.002, 0.06] |
| 低难度PEB→环境自我认同→公域高难度PEB | 0.06 | 0.02 | [0.04, 0.11] | [0.03, 0.19] |
4 实验3：环境集体效能的调节作用
4.1 被试
采用G*Power3.1中的F检验，预设中等效应量0.25，统计检验力为0.8，显著性水平α为0.05，预估至少需要160名被试。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了399名被试。剔除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查及作答时间不合规的被试数据，得到341份有效数据。其中男性121名(35%)，女性220名(65%)，主要年龄段为18～25岁。所有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低信号组。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实验结束后获得2元人民币报酬。
4.2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采用2(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高信号组、低信号组)×2(环境集体效能：高、低)两因素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高难度亲环境行为。
为启动不同水平的环境集体效能，本研究参考Jugert等(2016)的范式，通过情境阅读材料进行操纵。具体而言，高环境集体效能组阅读改编自联合国官网的新闻《全球青年“团结一致、势不可挡”要求各国立即采取气候行动》(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1952)，内容强调集体行动的成功案例。低环境集体效能组阅读改编自中国日报网翻译英国《卫报》的新闻《调查：多数人不愿意为环保改变生活方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569836702289951&wfr=spider&for=pc.)，内容聚焦公众对环保行动的消极态度，并罗列阻碍集体行动的理由。两篇材料字数相近(约300字)，结构一致(事件描述+权威引述)，仅关键信息(集体效能水平)不同。在Credamo平台在线招募了160名被试，阅读后完成5题项环境集体效能量表(Cronbach’s α=0.95)。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高组得分(M=5.92)显著高于低组(M=4.81)，t(149)=17.23，p<0.001，Cohen’s d=2.13，证实操纵材料有效。
被试在完成与实验2相同的操纵任务后，再阅读集体效能操纵材料，然后完成环境集体效能(Cronbach’s α=0.89)、环境自我效能(Cronbach’s α=0.87)、环境自我认同(Cronbach’s α=0.78)、私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Cronbach’s α=0.76)和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Cronbach’s α=0.88)的测量。
4.3 结果
4.3.1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信号组(M=11.67, SD=2.76)选择的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数量显著高于低信号组(M=8.51, SD=2.59)，t(339)=10.77，p<0.001，Cohen’s d=1.18，说明行为提醒的操纵有效。此外，高环境集体效能的操纵有效[M高效能=5.71, SD=0.44; M低效能=4.91, SD=0.46; t(339)=16.40, p<0.001, Cohen’s d=1.78]。
4.3.2 主效应分析
以低难度行为提醒为自变量，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信号组在私域和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上均显著高于低信号组(见表4 )，再次验证H1。
表4 实验3因变量的分组比较 |
| 变量 | 高信号组 (n=180) | 低信号组 (n=161) | t | p | Cohen’s d |
| 私域高难度PEB | 5.74(0.65) | 5.45(0.76) | 3.88 | <0.001 | 0.41 |
| 公域高难度PEB | 5.47(0.74) | 5.04(0.93) | 4.65 | <0.001 | 0.51 |
4.3.3 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分析
使用PROCESS中的Model 5(抽样5000次)对模型进行整体检验。如下图2 所示，以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时，环境自我效能(IE=0.07, SE=0.03, 95%CI=[0.02, 0.13])和环境自我认同(IE=0.18, SE=0.05, 95%CI=[0.10, 0.29])的中介效应显著。以私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时，环境自我效能(IE=0.06, SE=0.03, 95%CI=[0.02, 0.12])和环境自我认同(IE=0.19, SE=0.05, 95%CI=[0.10, 0.29])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故假设H2a和H2b成立。同时，环境集体效能和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交互项(β交互项=0.24, p=0.003)对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显著；环境集体效能和低难度亲环境行为的交互项(β交互项=0.15, p=0.008)对私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也显著，故假设H3成立。以上结果说明，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能够通过同时提升个体的环境自我认同和环境自我效能，促进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在此过程中，环境集体效能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积极的溢出效应。
以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为因变量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如图3 所示，在低集体效能的情况下，高信号组被试表现出显著更高的亲环境行为意愿(M高信号组=5.10, SD=0.78; M低信号组=4.46, SD=0.84; p<0.001)。而在高集体效能情况下，两组被试的亲环境行为意愿都显著提高了，并且没有显著差异(M高信号组=5.79, SD=0.52; M低信号组=5.66, SD=0.54; p=0.194)。这意味着环境集体效能调节了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积极影响，表现为高集体效能极大提升了低信号组的公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拉平了低信号组和高信号组在低集体效能条件下存在的差异。当以私域高难度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做简单效应分析，环境集体效能的调节效应表现出一致的模式。
5 总讨论
5.1 亲环境行为提醒可实现“由易入难”的行为助推效果
本研究探讨了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如何促进更高难度亲环境行为的采纳。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提醒作为一种干预策略，通过增强环境自我效能与自我认同，能够有效助推个体参与高难度亲环境行为。这一发现表明，外部提醒是触发由易入难行为链条的关键杠杆。尽管心理学理论支持行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转变，但缺乏实证证据(Lauren et al., 2016)。现有研究多依赖问卷调查(Lauren et al., 2016; Thøgersen & Noblet, 2012)，无法证实因果关系，且干预效果有限(Lacasse, 2016; Millet et al., 2022; Urban et al., 2021;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a)。本研究借鉴Lauren等(2019)的方法，采用行为提醒策略，通过让参与者选择近期实施的低难度亲环境行为，利用行为数量进行积极暗示。研究设计了符合中国情境的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清单，实验结果表明，行为提醒策略具有稳定的积极效果。
本研究通过多维指标(时间捐献、行为意愿)捕捉亲环境行为的不同承诺维度。时间捐献反映个体对环保公益的长期投入意愿(与实际行为高度相关)，高难度亲环境行为意愿测量个体对复杂环境行动的态度倾向。金钱捐赠任务反映了个体对经济成本的敏感度。三者结合可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与时间捐献相比，金钱捐赠的效应量差异(实验1: Cohen’s d=0.79 vs. 实验2: Cohen’s d=0.36)可能源于被试对时间承诺的更高重视。
本研究提出低难度亲环境行为因其普遍性和自愿性，更适合用来提醒。与过去的高难度行为强调身份信号不同，本研究强调通过日常小行为的提醒，能够有效推动其参与更高难度的亲环境行为。这一结论提示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日常低难度亲环境行为，通过适当提醒激发公众更广泛的环境行动，丰富了亲环境行为溢出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对亲环境行为的前因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以往集中于西方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为中国情境下的亲环境行为干预提供了独特的见解。
5.2 “由易入难”的行为溢出机理是通过强化环境自我感知
本研究发现，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常参与低难度亲环境行为时，他们会更认同自己是环境保护者，并相信自己能参与更高难度的亲环境行为。这一发现支持了环境自我认同和自我效能在亲环境行为溢出中的关键作用(佘升翔 等, 2024; Elf et al., 2019; Lacasse, 2016; Lauren et al., 2019;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a, 2014b)。
首先，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为行为付出的努力，研究表明，当人们感知到自己具备更高的自我效能时，他们会更有动力参与亲环境行为。这一效应通过强调个体已实施的低难度亲环境行为，传递增强自我效能的信号，促进更具挑战性的亲环境行为参与(Lauren et al., 2016)。其次，环境自我认同也作为行为溢出的机制之一。当个体反思过去的低难度行为时，他们将这些行为归因于内在特质，强化自我认同为“爱护环境的人”，从而更有可能实施与这种身份一致的高难度行为。这一结论与先前研究一致(Lauren et al., 2019;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a, 2024b)，强调自我认同在行为溢出中的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2中以金钱捐赠为因变量时，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边缘显著，但是环境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未显著。这一差异可能与不同高难度行为的心理驱动机制有关。金钱捐赠作为一种具体的经济牺牲行为，其决策可能更多受到社会规范或道德义务的影响(Gneezy et al., 2011)，而非单纯依赖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即自我效能)。例如，捐赠行为常被视为一种利他性社会参与，其触发机制更强调“我是环保者”的身份一致性(van der Werff et al., 2014b)。因此，环境自我认同在此类行为中更具解释力。
5.3 环境集体效能能够优化“由易入难”的行为溢出效应
环境集体效能通过增强个体对群体影响力的认知，可以提高亲环境行为意图，尤其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具有更强的预测力(Chen, 2015; Jugert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将环境集体效能作为干预手段，优化“由易入难”的行为溢出效应。实验结果显示，高集体效能条件下，个体的环境自我效能和自我认同显著提高，特别是在高集体效能的加持下，低信号组的高难度亲环境行为与高信号组几乎无差异，表明集体效能不仅能增强高效提醒的溢出效应，还能提升低效提醒的效果。因此，结合行为提醒和集体效能干预可更有效地推动亲环境行为溢出。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研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未直接观察被试的真实行为。尽管设计了带有后果的高难度行为，未来研究可通过现场实验评估真实行为的效果。其次，本研究聚焦集体效能作为优化机制，未来可探索其他调节机制，如环保身份标签。最后，未来研究可通过增设无提醒组，进一步分离自然行为溢出与提醒干预的独立效应，并探索提醒策略的边界条件(如文化差异、行为类型)。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检验了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提醒低难度亲环境行为能够促进高难度亲环境行为；(2)环境自我效能感和环境自我认同起平行中介作用；(3)环境集体效能正向调节了低难度亲环境行为对高难度亲环境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