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是创造力的阴暗面，通常指以伤害自我或他人为目标，个体有意识实施的具有破坏性的创造性活动(Cropley et al., 2008; Cropley et al., 2010)。恶意创造力不仅表现在新型诈骗等违法犯罪中，也可能以撒谎和校园欺凌等形式出现在任何群体的日常生活里(姚海娟 等, 2024)，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所以探索恶意创造力的风险因素和作用机制，对于减少恶意创造力具有积极意义。
家庭环境因素会对恶意创造力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父母采用拒绝、过度保护和忽视的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中国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史滋福 等, 2024; Jia et al., 2020; Wang, 2023)，而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能负向预测中国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Wang, 2023)。但是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典型的父母教养方式(Barber, 1996)，其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关注。截至2023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共有学校7085所，在校生1298.46万人(教育部, 2024)。中职生群体规模巨大，然而以往有关恶意创造力的研究更多在普通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中展开，缺乏对中职生群体的关注。与高中生相比，中职生产生各种问题行为的发生率更高且危害程度较大(王璐, 2017)。例如，中职生会有更多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梁晓燕 等, 2015)、攻击行为(杨娃 等, 2017)和欺负行为(李方 等, 2025)。因此，研究中职生恶意创造力的风险因素和作用机制，为减少中职生恶意创造力，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是指父母试图对青少年的情绪情感、想法、观点和亲子关系进行控制，通过诱发内疚、爱的撤回以及施加权威等方式来管理和监督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发展(Barber, 1996)。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企图侵入和干扰青少年自主控制的消极教养方式，常被看作典型负性压力源(Barber, 1996)。以往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王艳辉 等, 2024; Xiao et al., 2024)，例如，攻击行为(贾倩楠 等, 2024; He et al., 2019)，高中生(王艳辉 等, 2024)和中职生(梁晓燕 等, 2015)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创造性行为的互动主义模型指出，创造性行为是一种人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创造性行为会受到早期家庭环境的影响(Woodman & Schoenfeldt, 1990)。当个体受到父母心理控制时，会产生较多的情绪困扰(Li et al., 2013)，其情绪识别能力也会降低(Choe et al., 2020)，而情绪越不稳定和情绪智力越低的个体，其恶意创造力就越高(李娇娇 等, 2022)。此外，父母心理控制会激起子女与父母的对抗，使子女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He et al., 2019)，促使其恶意创造力的增加(伍嘉麒 等, 2024)。基于此，提出假设H1：父母心理控制对中职生恶意创造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环境、个体认知因素和个体行为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愤怒反刍(anger rumination)作为个体认知因素，与父母心理控制这一环境变量和恶意创造力这一个体行为变量是相互作用的。愤怒反刍的多系统模型认为(Denson, 2013)，愤怒反刍是影响恶意创造力的重要认知因素(肖飒 等, 2024)。基于上述理论，愤怒反刍可能是父母心理控制预测中职生恶意创造力的中介变量。愤怒反刍是指个体沉浸在愤怒情绪中，对愤怒情绪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进行反复思考，是一种与愤怒情绪体验密切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认知过程(王兴超, 史浩凌, 2024)。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会增加愤怒反刍。父母心理控制越强，子女对其心理需要被忽视而产生的不满和愤怒就越多(Aunola et al., 2013)。同时，子女对愤怒情绪的调节能力也越弱(Cui et al., 2014)，这使其一直沉浸在愤怒情绪中，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反刍(严培荣, 孙圣涛, 2021; Suhr & Nesbit, 2013)。横向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成年人反刍思维呈正相关(Tran & Liu, 2025)，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反刍思维(秦瑶, 彭运石, 2024)。更重要的是，贾倩楠等人(2024)的纵向研究发现，前一时刻的父母心理控制能正向预测后一时刻的青少年的愤怒反刍。另一方面，愤怒反刍水平升高会增加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恶意创造力的产出有赖于深度思维的加工(伍嘉麒 等, 2024)，愤怒反刍作为一种认知过程，使中职生对愤怒情绪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进行持续且深入的思考，强化个体的敌意归因偏差(薛严 等, 2022)，唤醒个体的攻击性(Ruddle et al., 2017)，促使个体以恶意报复和伤害他人的方式(即恶意创造力)来发泄情绪(肖飒 等, 2024)，表现出更多恶意创造力(Baas et al., 2019)。伍嘉麒等人和肖飒等人的横向研究发现，愤怒反刍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Perchtold-Stefan等人(2023)的实验研究也发现，愤怒反刍能正向预测成年人恶意创造性意念的产生。因此，提出假设H2：愤怒反刍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愤怒反刍对恶意创造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父母心理控制高的个体都会产生较高的愤怒反刍水平和较多的恶意创造力。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父母心理控制对恶意创造力产生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过程可能受到其他个体变量的调节。已有研究表明，除愤怒反刍外，心理韧性(resilience)也是影响恶意创造力的重要个体变量(王丹 等, 2022)。心理韧性是指个人在经历悲伤或消极的事件后能继续前进并使自身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反映了个体在面对挫折或压力时依然能够保持心态健康的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Herrman et al., 2011)。心理韧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减少认知上的恶意性，从而表现出更少的恶意创造力(Hunter & Chandler, 1999)。研究还发现，心理韧性和反刍思维呈负相关(赵泰格 等, 2024)。心理韧性高的个体，面对问题时会积极地去解决，使得他们更少引发反刍思维(张丹 等, 2021)。
风险缓冲假说(risk buffering hypothesis)认为，保护性因素(心理韧性)能缓冲风险因素(父母心理控制和愤怒反刍)对结果变量(愤怒反刍和恶意创造力)的消极影响(Fergus & Zimmerman, 2005)。当子女受到父母心理控制时，心理韧性高的子女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来自父母的压力，这缓解了自身的愤怒情绪(张丹 等, 2021)，弱化了父母心理控制的消极影响，减少了愤怒反刍和恶意创造力；相反，心理韧性低的子女倾向于采取逃避、发泄等消极的方式应对父母的压力(王丹 等, 2022)，进而增强了愤怒反刍和恶意创造力。相关研究表明，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粗暴养育和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关系(王玉龙 等, 2024)以及反刍与抑郁的关系(Ji, 2024)。因此，提出假设H3a：心理韧性可以调节父母心理控制与愤怒反刍的关系；H3b：心理韧性可以调节愤怒反刍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H3c：心理韧性可以调节父母心理控制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 )，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中职生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从广东省2所职业技术学校抽取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漏答、连续作答和陷阱题错选等作废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623份。其中，男生198人(31.8%)，女生425人(68.2%)，平均年龄为16.01岁(标准差为0.87岁，年龄范围为14～19岁)。通过G*Power3.1计算获得本研究所需的最少样本量为127人(效应量f 2=0.15, α=0.01, 功效=0.80, 预测变量=5)。本研究最终获得623名被试，满足统计学要求。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
采用Wang等人(2007)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该量表共有18道题，5级计分，包含引起子女的内疚感、爱的撤回以及权力专断3个维度。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2 愤怒反刍
采用罗亚莉和刘云波(2017)修订的愤怒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共有19道题，4级计分，包含事后愤怒、愤怒记忆、报复想法和理解原因4个维度。计算所有题目均分，得分越高代表愤怒反刍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2.3 恶意创造力
采用Hao等人(2016)编制的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该量表共有13道题，5级计分。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恶意创造力行为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4 心理韧性
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共有27道题，5级计分，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5个维度。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6.0软件及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变量仅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有14个因子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2.16%，小于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将本研究中职生的恶意创造力得分与普通中学生(王丹 等, 2022)、农村高中生(Tong et al., 2024)的得分进行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中职生的恶意创造力得分(n=623, M=1.71, SD=0.54)显著高于普通中学生(n=366, M=0.93, SD=0.32)的得分[t(987)=28.52, p<0.001]和农村高中生(n=262, M=1.56, SD=0.58)的得分[t(883)=3.69, p<0.001]。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
| 1 | 2 | 3 | 4 | 5 | 6 | |
| 1.性别 | ||||||
| 2.年龄 | –0.02 | |||||
| 3.父母心理控制 | 0.08* | –0.02 | ||||
| 4.恶意创造力 | –0.02 | 0.04 | 0.36*** | |||
| 5.愤怒反刍 | 0.19*** | 0.08 | 0.36*** | 0.57*** | ||
| 6.心理韧性 | –0.25*** | 0.03 | –0.45*** | –0.32*** | –0.49*** | |
| M | 16.01 | 2.87 | 1.71 | 2.05 | 3.15 | |
| SD | 0.87 | 0.66 | 0.54 | 0.56 | 0.48 |
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 |
3.3 愤怒反刍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4，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对愤怒反刍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 和图2 )，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愤怒反刍(β=0.34, p<0.001)，愤怒反刍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β=0.53, p<0.001)。愤怒反刍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0.18，SE=0.03，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13, 0.2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β=0.36, p<0.001)的50%。控制愤怒反刍后，父母心理控制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β=0.18, p<0.001)，说明愤怒反刍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4 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分析
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59，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下检验心理韧性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见表3 和图3 )：将心理韧性放入模型后，心理韧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愤怒反刍(β=–0.39, p<0.001)，父母心理控制与心理韧性的乘积项对愤怒反刍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7, p<0.05)，说明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心理控制和愤怒反刍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将心理韧性分为高分组(M+1SD)和低分组(M−1SD)，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4 所示，当心理韧性较低时，父母心理控制对愤怒反刍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23, t=5.27, p<0.001)；当心理韧性较高时，父母心理控制对愤怒反刍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09, t=1.71, p=0.088)。
表3 心理韧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
| 方程1：愤怒反刍 | 方程2：恶意创造力 | ||||
| β | t | β | t | ||
| 性别 | 0.17 | 2.27* | –0.29 | –4.10*** | |
| 年龄 | 0.09 | 2.73** | 0.01 | 0.15 | |
| 父母心理控制 | 0.16 | 4.17*** | 0.16 | 4.44*** | |
| 心理韧性 | –0.39 | –9.82*** | –0.03 | –0.77 | |
| 父母心理控制×心理韧性 | –0.07 | –2.55* | –0.07 | –2.54* | |
| 愤怒反刍 | 0.51 | 13.43*** | |||
| 愤怒反刍×心理韧性 | 0.03 | 0.88 | |||
| R2 | 0.28 | 0.37 | |||
| F | 48.10*** | 52.08*** | |||
其次，父母心理控制与心理韧性的乘积项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7, p<0.05)，说明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心理控制和恶意创造力的关系。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图5 )，当心理韧性较低时，父母心理控制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24, t=5.35, p<0.001)；当心理韧性较高时，父母心理控制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09, t=1.83, p=0.067)。
再次，愤怒反刍与心理韧性的乘积项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3, p=0.378)。最后，愤怒反刍的中介效应受到了心理韧性的调节。具体而言，对于低心理韧性的中职生，愤怒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0.11, Boot SE=0.03, 95%CI=[0.06, 0.18])。对于高心理韧性的中职生，愤怒反刍的中介效应变得不再显著(中介效应=0.05, Boot SE=0.03, 95%CI=[–0.02, 0.12])。
4 讨论
本研究结合前因情境(父母心理控制)和易变的认知因素(愤怒反刍)与稳定的个人特质(心理韧性)，探讨了父母心理控制对中职生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正向预测中职生恶意创造力，愤怒反刍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心理韧性对中介路径的前半段(父母心理控制→愤怒反刍)和直接路径(父母心理控制→恶意创造力)的调节作用显著。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中职生恶意创造力得分显著高于普通中学生和农村高中生。因此探索如何减少中职生恶意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关于中职生与普通中学生恶意创造力的研究还比较少，该结论的普适性还需未来更多研究来检验。
4.1 父母心理控制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正向预测中职生恶意创造力，支持了假设H1。研究结果与前人在中国大学生中的研究结果一致(史滋福 等, 2024; Jia et al., 2020; Wang, 2023)。经历父母心理控制的中职生，会有更多的亲子冲突(赵京伟 等, 2024)和情绪困扰(Li et al., 2013)，使其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和反抗行为(He et al., 2019)，最终导致其恶意创造力的增加。这提示家长，除了给予子女充足的关爱外，尊重子女的自主性也很重要(Barber, 1996)。当子女的自主性受到破坏时，会导致其恶意创造力的增加。
4.2 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愤怒反刍在父母心理控制与中职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H2，验证了社会认知理论和愤怒反刍的多系统模型。一方面，当父母过度控制中职生子女时，子女会对父母产生不满和愤怒(Aunola et al., 2013)，并较难对愤怒情绪进行调节(Cui et al., 2014)，导致其一直沉浸在愤怒情绪中，进而更容易出现愤怒反刍(Suhr & Nesbit, 2013)。另一方面，愤怒反刍会导致恶意创造力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愤怒反刍思维会使个体专注于愤怒的情绪想法上，这一过程会引发个体更多的恶意报复想法(肖飒 等, 2024)，增加他们的攻击性(Ruddle et al., 2017)，同时其自我控制也因愤怒反刍而下降(王兴超, 史浩凌, 2024)，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创造力(Baas et al., 2019)。从干预的角度来看，可以同时从远端因素和近端因素进行干预，从远端因素来看，父母应与子女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多干涉；从近端因素来看，可以让中职生进行正念练习与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
4.3 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心理控制与愤怒反刍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心理韧性水平低的个体，父母心理控制对愤怒反刍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对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父母心理控制与愤怒反刍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风险缓冲假说，支持了假设H3a。这可能是因为心理韧性高的个体具备更灵活和适应性的反应模式，会不断地积极寻求合适的方式与父母沟通和相处，更少抱怨和体验到愤怒情绪，从而更难陷入到愤怒反刍中。而心理韧性低的个体则会认为自己没办法改变被父母心理控制的现状，更多地抱怨和发泄不满情绪(王丹 等, 2022)，从而陷入到愤怒反刍中。
其次，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心理控制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心理韧性水平低的个体，父母心理控制对恶意创造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对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父母心理控制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风险缓冲假说，支持了假设H3c。这可能是因为，高心理韧性的个体能更灵活的调动认知资源来应对环境的挑战(Hunter & Chandler, 1999)，受到父母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可以抑制个体以破坏性的方式解决问题(王丹 等, 2022)，使其恶意创造力更少。相反，对于低心理韧性的个体而言，他们更容易受到父母的消极影响，且更容易产生敌意和更容易以破坏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导致更多恶意创造力。
最后，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对愤怒反刍与恶意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说明愤怒反刍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作用较为稳健，导致心理韧性无法缓冲愤怒反刍对恶意创造力产生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处于愤怒反刍时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严培荣, 孙圣涛, 2021)，导致个体没有充足的认知资源让心理韧性发挥保护作用。相关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假设，例如，刘艾祎和伍新春(2021)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对青少年负性认知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是横断研究设计，无法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追踪研究探索本研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其次，本研究虽同时关注了愤怒反刍和心理韧性，但其他认知因素(如道德推脱)和人格因素(如开放性、黑暗三联征)的影响也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挖掘。最后，本研究仅控制了性别与年龄的影响，未纳入其他可能影响中职生愤怒反刍与恶意创造力的控制变量，例如状态愤怒、情绪调节能力、情绪智力等。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控制变量，从而获得更严谨的研究结果。
5 结论
(1)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愤怒反刍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心理韧性调节了愤怒反刍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即父母心理控制和愤怒反刍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低心理韧性的中职生，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增加中职生的愤怒反刍，但对于高心理韧性的中职生，父母心理控制与愤怒反刍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3)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心理控制和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低心理韧性的中职生，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增加中职生的恶意创造力，但对于高心理韧性的中职生，父母心理控制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