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眼睛会沿着文本运动并产生一系列注视和眼跳，单次注视获取的有效信息范围称为知觉广度(McConkie & Rayner, 1975)。由于视觉输入受知觉广度限制，因此，阅读研究和眼动控制模型构建必须回答和解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读者能在多大范围内获取信息(Engbert et al., 2005; Li & Pollatsek, 2020; Reichle et al., 1998)。相关研究发现，拼音文字阅读中，成人读者的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3～4个字符空间，右侧14～15个字符空间(McConkie & Rayner, 1976; Rayner et al., 1980)。不同于拼音文字，中文是由占据相同空间的方块字构成，信息密度较高，其知觉广度小于拼音文字，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3～4个汉字(Inhoff & Liu, 1998; Yan et al., 2015)。除书写系统影响外，知觉广度大小还受个体发展阶段、技能水平及材料难度等因素的影响(Häikiö et al., 2009; Rayner, 1986; Sperlich et al., 2016; Sperlich et al., 2015)。
朗读(出声阅读)在语言习得、阅读能力提升及社会情感表达等方面具有默读难以替代的重要功能(蔡燕玲, 2020; 周婷娜 等, 2021; Godde et al., 2020; Kragler, 1995; Kuhn & Stahl, 2003)。与默读相比，朗读需要流畅的言语产出，涉及复杂的发音计划、执行以及眼−音距(eye-voice span, 阅读过程中发音点和注视点之间的距离; Buswell, 1920)控制，并需持续的听觉反馈监控。这些额外的认知活动导致朗读具有更高的加工负荷和更长的时间消耗，反映在眼动模式上则表现为平均注视时间更长、向右眼跳幅度更小、注视及回视次数增多，且跳读率极低(王影超 等, 2024; Ashby et al., 2012; Bourguignon et al., 2020; Inhoff et al., 2004; Inhoff et al., 2011; Kuhn & Stahl, 2003; Laubrock & Kliegl, 2015)。然而，与默读相比，朗读的知觉广度及其眼动控制机制研究尚不充分，这限制了对朗读与默读注意资源分配差异的理解。知觉广度的确定是构建眼动控制模型的基础。由于现有中文阅读模型(Chinese reading model, CRM)基于默读数据构建(Li & Pollatsek, 2020)，该模型是否适用于朗读仍需检验。
目前关于这两种阅读方式对知觉广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右侧副中央凹区域。有研究者通过操纵该区域信息获取范围来考察其对朗读、默读加工的影响，发现限制该区域信息获取范围会降低读者阅读效率，且这种影响在默读中更为明显(臧传丽 等, 2013; Ashby et al., 2012)。然而，他们均未明确探讨不同阅读方式下的知觉广度大小。另有两项研究采用相同的实验设计和材料，分别考察了朗读和默读时的知觉广度，发现朗读时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3个汉字，相较于默读(注视点右侧4个汉字)下降了25%(Pan et al., 2017; Yan et al., 2015)。由于这两项研究并未采用被试内设计，读者知觉广度大小及阅读眼动模式可能受个体差异的影响。
虽然右侧副中央凹信息对维持读者正常阅读至关重要(Ashby et al., 2012; Rayner et al., 1981)，但是读者对注视点左侧信息的使用并未停止，其在后词汇加工和句义整合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拼音文字研究中发现，读者可以利用注视点左侧单词的整体形状和细节信息来完成或确认左侧单词的识别(Jordan et al., 2016; Roy-Charland et al., 2012)，也可以利用注视点左侧单词的身份和位置信息将注意资源聚焦于该位置，解决句法和语义异常问题(Apel et al., 2012)。在中文阅读中，研究者发现读者能获得注视点左侧汉字的语音和语义信息(Wang et al., 2009)。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同时考察不同阅读方式对注视点左侧知觉广度大小的影响。有关默读时注视点左侧知觉广度的研究发现，拼音文字默读时读者可以获得注视点左侧4个字符空间的信息(McConkie & Rayner, 1976; Rayner et al., 1980)，在中文默读中可以获取注视点左侧1～3个汉字的信息(Inhoff & Liu, 1998; Liu et al., 2018)。
综上，为探究朗读与默读的双侧知觉广度及其注意资源分配差异，本研究拟采用被试内设计，通过移动窗口范式进行比较。基于以往默读知觉广度相关研究结果(Inhoff & Liu, 1998)，本实验假设默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3个汉字，左侧1个汉字。根据中央凹负荷理论(Henderson & Ferreira, 1990)，当中央凹加工负荷增加时，可用于副中央凹信息加工的认知资源会相应减少，从而可能限制知觉广度的范围。基于此，针对朗读条件下的知觉广度存在两种假设：第一种是(相对默读知觉广度)对称缩小，即读者朗读时会对称地缩小双侧副中央凹信息加工范围。若该假设成立，则朗读的知觉广度将表现为注视点右侧2个汉字，左侧0个汉字。第二种是不对称缩小，即读者朗读时会优先缩小对朗读而言相对次要区域信息的加工范围。而朗读时，左侧信息对发音计划与眼−音距维持至关重要(Apel et al., 2012; Laubrock & Kliegl, 2015)，因此副中央凹信息加工范围缩小可能主要表现在注视点右侧。若该假设成立，则朗读的知觉广度将表现为注视点右侧2个汉字，左侧1个汉字。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基于G*Power3.1软件对所需被试量的先验分析(α=0.05, 统计检验力=0.8, f=0.25)(Cohen, 2013)，估算最小样本量为12人。为保证统计检验力，本研究共招募43名大学在校生。在剔除4名因朗读或默读正确率未达到80%标准的被试后，共有39名被试(男生12名)的数据进入最终分析，平均年龄为19.7±0.8岁。所有被试母语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所有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实验后获得一定报酬。
2.2 实验设计
2(阅读方式：朗读、默读)×7(窗口水平：L0R1、L0R2、L0R3、L0R4、L1R4、L2R4、FL)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2.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168句21～26字长的句子。实验前对材料难度和通顺性进行评定。选择22名大学生对材料进行难度和通顺性的1～5级评定(1代表“非常容易/非常不通顺”，5代表“非常难/非常通顺”)。其中难度评分为2.9±0.8；通顺性评分为3.8±0.3。
采用拉丁方对实验材料和条件进行平衡。分14个组块进行，每个被试阅读其中一个组块，每个组块中要求被试朗读(默读)完一半材料，再默读(朗读)另一半材料，一半被试先朗读后默读，一半被试先默读后朗读。有1/3的句子后面会跟着一个简单的判断题，需要被试做“是”或“否”的判断，以保证被试认真阅读并理解实验材料。移动窗口范式见图1。
2.4 实验仪器
采用EyeLink 2000眼动仪(采样率1000 Hz)记录被试的眼动数据。屏幕分辨率为1024×768像素，刷新率为150 Hz。被试眼睛距离屏幕60.5 cm，汉字为宋体，每个汉字为1.1°视角。
2.5 实验程序
(1)指导语讲解，要求被试按习惯认真朗读(默读)。朗读过程要自然、流畅，避免添字、漏字等朗读错误。(2)三点校准。(3)被试朗读(默读)完且理解实验材料后，按空格键翻页，随后若呈现判断题则进行判断。正式的朗读(默读)实验前会有7个练习句来帮助被试熟悉实验流程。每名被试实验用时约50分钟。
2.6 分析指标
阅读速度能综合反映阅读眼动研究中的时间和空间指标，是衡量阅读加工能力最敏感的指标之一，因此，本研究用阅读速度确定知觉广度大小(Bélanger et al., 2012; Häikiö et al., 2009; Rayner, 1986)。为揭示读者在不同阅读方式下眼动模式的差异，本研究还分析了平均注视时间、向右眼跳距离、注视与回视次数，以期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完整揭示眼睛“何时”移动及移至“何处”的决策过程(Findlay & Walker, 1999; Rayner & Pollatsek, 1981)。
3 结果
数据分析表明，朗读正确率为93%(SD=5%)，默读为92%(SD=5%)，差异不显著，t(38)=1.66，p>0.05。总正确率较高(93%±4%)，说明被试很好地理解了材料。
参考以往的研究(Bélanger et al., 2012; Wu & Anderson, 2007; Yan et al., 2015)，本研究的数据删除标准如下：(1)眼动追踪失败；(2)注视时间少于80 ms或大于1200 ms；(3)眨眼次数在三次及以上；(4)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5)朗读错误且未及时纠正的句子。剔除无效数据占比为12.91%。
所有数据在R语言中采用lme4包进行线性混合模型分析(Barr et al., 2013; Bates et al., 2015)。建立以被试和项目因素为交叉随机效应，阅读方式、窗口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为固定变量的模型。对连续变量进行log转换。参考以往研究(Bélanger et al., 2012; Schotter et al., 2024)，本研究使用连续差异对比方式(Venables & Ripley, 2002)比较增大窗口对各因变量的影响，共设置6个对比，即L0R1 vs. L0R2、L0R2 vs. L0R3、L0R3 vs. L0R4、L0R4 vs. L1R4、L1R4 vs. L2R4、L2R4 vs. FL。固定注视点左侧窗口，不断增大右侧窗口，当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阅读速度不再增加，该临界窗口便是知觉广度的右侧范围。同样逻辑确定知觉广度的左侧范围(Bélanger et al., 2012; Schotter et al., 2024)。
3.1 阅读知觉广度
不同阅读方式下，读者在不同窗口条件下阅读速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表1 朗读和默读时不同窗口条件下阅读速度的平均值(标准差) |
| 阅读方式 | L0R1 | L0R2 | L0R3 | L0R4 | L1R4 | L2R4 | FL |
| 朗读(字/分) | 197.59(39.01) | 215.66(44.47) | 212.60(44.80) | 217.86(48.42) | 224.53(39.63) | 229.64(44.34) | 228.13(41.81) |
| 默读(字/分) | 272.89(85.17) | 326.64(107.09) | 341.25(117.43) | 339.26(118.11) | 400.12(133.07) | 405.17(141.37) | 396.85(136.72) |
阅读速度。读者在默读条件下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朗读(b=0.44, SE=0.01, t=69.55, p<0.001)。阅读方式和窗口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读者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2至L0R3条件，均表现出默读速度较大幅度增长(|b|s≥0.06, |t|s≥2.37, ps<0.05)。从L0R3至L0R4条件，阅读速度的变化幅度在不同阅读方式上差异不显著(t=−1.00, p>0.05)。当注视点右侧为4个汉字，从L0R4至L1R4条件，默读速度比朗读速度有更大地提高(b=0.11, SE=0.02, t=4.85, p<0.001)，从L1R4至L2R4、L2R4至FL条件，两种阅读方式在阅读速度上的变化幅度均差异不显著(|t|s≤0.70, ps>0.05)。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读者的朗读速度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4至L1R4条件显著提高(bs≥0.05, ts≥5.05, ps<0.001)，其余连续比较均差异不显著(|t|s≤1.62, ps>0.05)。
读者的默读速度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2至L0R3、L0R4至L1R4条件均显著提高(|b|s≥0.04, |t|s≥2.48, ps<0.05)，其余连续比较均差异不显著(|t|s≤0.74, ps>0.05)。
通过相邻窗口连续比较，发现读者朗读时的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2个汉字，默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3个汉字。
3.2 窗口效应
不同阅读方式下，读者在各个眼动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2，综合四项眼动指标来具体分析窗口变化对读者阅读眼动行为的影响。
表2 朗读和默读时读者在不同窗口条件下各个眼动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 |
| 阅读方式 | L0R1 | L0R2 | L0R3 | L0R4 | L1R4 | L2R4 | FL | |
| 平均注视时间 (ms) | 朗读 | 316(47) | 324(50) | 327(53) | 325(47) | 320(47) | 317(49) | 297(41) |
| 默读 | 274(43) | 263(40) | 267(43) | 268(38) | 258(40) | 259(44) | 234(35) | |
| 向右眼跳距离 (字) | 朗读 | 1.02(0.20) | 1.16(0.22) | 1.21(0.26) | 1.22(0.27) | 1.20(0.27) | 1.22(0.26) | 1.24(0.30) |
| 默读 | 1.28(0.31) | 1.53(0.35) | 1.72(0.42) | 1.81(0.42) | 1.86(0.47) | 1.82(0.45) | 2.01(0.71) | |
| 注视次数 (次) | 朗读 | 20.93(3.57) | 18.88(3.91) | 19.09(4.23) | 18.72(4.19) | 18.32(3.74) | 18.03(3.64) | 19.26(3.62) |
| 默读 | 18.04(4.93) | 16.01(5.20) | 15.19(5.08) | 15.19(5.27) | 13.43(5.12) | 13.20(5.08) | 14.31(5.11) | |
| 回视次数 (次) | 朗读 | 2.94(1.90) | 2.85(2.04) | 3.26(2.18) | 3.10(2.08) | 2.80(2.11) | 2.84(1.90) | 3.49(2.01) |
| 默读 | 2.42(2.05) | 2.57(2.10) | 2.81(2.04) | 3.11(2.20) | 2.60(2.09) | 2.55(2.18) | 3.27(2.18) |
平均注视时间。阅读方式的主效应显著，默读条件下的平均注视时间显著短于朗读条件(b=−0.20, SE<0.003, t=−68.15, p<0.001)。阅读方式和窗口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窗口从L0R1至L0R2条件，平均注视时间在不同阅读方式上的变化趋势相反(b=−0.06, SE=0.01, t=−5.86, p<0.001)，默读条件下降，朗读则上升。窗口从L0R4至L1R4、L2R4至整行条件，默读条件下平均注视时间均有更大幅度下降(|b|s≥0.02, |t|s≥2.12, ps<0.05)，其余连续窗口比较在不同阅读方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s≤1.18, ps>0.05)。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朗读时读者的平均注视时间在窗口从L0R1至L0R2条件显著增加(b=0.02, SE=0.01, t=3.07, p<0.01)，L0R2至L0R3、L0R3至L0R4、L1R4至L2R4条件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s≤1.42, ps>0.05)，L0R4至L1R4、L2R4至整行条件均显著下降(|b|s≥0.02, |t|s≥2.68, ps<0.01)。
默读时，读者的平均注视时间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4至L1R4、L2R4至整行条件均显著下降(|b|s≥0.04, |t|s≥5.27, ps<0.001)，L0R2至L0R3条件边缘显著增加(b=0.01, SE=0.01, t=1.85, p=0.065)，L0R3至L0R4、L1R4至L2R4条件均差异不显著(ts≤1.32, ps>0.05)。
向右眼跳距离。阅读方式的主效应显著，默读条件下的向右眼跳距离显著长于朗读条件(b=0.35, SE<0.005, t=81.78, p<0.001)。阅读方式和窗口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阅读方式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2至L0R3、L0R3至L0R4、L2R4至整行条件均表现出默读比朗读在向右眼跳幅度上有更大幅度增加(bs≥0.05, ts≥3.37, ps<0.001)。窗口从L0R4至L1R4条件，向右眼跳距离在默读条件下的增长幅度显著大于朗读条件(b=0.03, SE=0.02, t=1.98, p<0.05)，从L1R4至L2R4条件下的向右眼跳距离在默读中有更大幅度下降(b=−0.03, SE=0.02, t=−2.17, p<0.05)。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朗读时读者的向右眼跳距离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2至L0R3条件均显著增大(|b|s≥0.04, |t|s≥4.53, ps<0.001)，其余连续窗口比较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t|s≤1.39, ps>0.05)。
默读时，读者的向右眼跳距离在窗口从L1R4至L2R4条件显著下降(b=−0.02, SE=0.01, t=−2.08, p<0.05)，其余连续窗口比较的向右眼跳距离均显著增大(|b|s≥0.02, |t|s≥2.29, ps<0.05)。
注视次数。阅读方式的主效应显著，默读条件下的注视次数显著少于朗读条件(b=−3.95, SE=0.10, t=−40.31, p<0.001)。阅读方式和窗口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注视次数在窗口从L0R1到L0R2、L0R3至L0R4、L1R4至L2R4、L2R4至整行条件下的变化程度在不同阅读方式中均不显著(|t|s≤0.99, ps>0.05)。从L0R2至L0R3条件下，注视次数在不同阅读方式间变化趋势相反(b=−1.03, SE=0.37, t=−2.82, p<0.01)，朗读条件下增加，默读条件下减少。L0R4至L1R4条件表现出默读时注视次数更大幅度下降(b=−1.13, SE=0.36, t=−3.13, p<0.01)。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朗读时注视次数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4至L1R4条件均显著下降(|b|s≥0.56, |t|s≥2.84, ps<0.01)，L0R2至L0R3、L0R3至L0R4、L1R4至L2R4条件差异均不显著(|t|s≤1.50, ps>0.05)，L2R4条件到整行条件显著上升(b=1.30, SE=0.20, t=6.48, p<0.001)。
默读时，注视次数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2至L0R3、L0R4至L1R4条件均显著下降(|b|s≥0.88, |t|s≥3.35, ps<0.001)，L0R3至L0R4、L1R4至L2R4条件差异均不显著(|t|s≤0.94, ps>0.05)，L2R4窗口至整行条件显著增加(b=1.07, SE=0.26, t=4.10, p<0.001)。
回视次数。阅读方式的主效应显著(b=−0.27, SE=0.05, t=−5.72, p<0.001)，朗读中有更多的回视。阅读方式和窗口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窗口从L0R3至L0R4条件下回视次数的变化趋势在不同阅读方式中相反(b=0.48, SE=0.17, t=2.72, p<0.01)，朗读时下降，默读时上升。其他连续窗口比较在不同阅读方式下均不存在显著差异(|t|s≤1.07, ps>0.05)。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朗读时回视次数在窗口从L0R1至L0R2、L0R3至L0R4、L1R4至L2R4条件差异均不显著(|t|s≤1.55, ps>0.05)，L0R2至L0R3、L2R4至整行条件均显著增加(|b|s≥0.40, |t|s≥3.37, ps<0.001)，L0R4至L1R4条件显著下降(b=−0.27, SE=0.12, t=−2.31, p<0.05)。
默读时，回视次数在窗口从L0R1至L0R2、L1R4至L2R4条件差异均不显著(|t|s≤0.81, ps>0.05)，L0R2至L0R3条件边缘显著增多(b=0.23, SE=0.12, t=1.94, p=0.052)，L0R3至L0R4、L2R4至整行条件均显著增加(|b|s≥0.28, |t|s≥2.39, ps<0.05)，L0R4至L1R4条件显著下降(b=−0.47, SE=0.12, t=−4.02, p<0.001)。
综上分析表明，朗读速度慢于默读，朗读知觉广度小于默读。朗读和默读的具体眼动模式不完全相同。
4 讨论
为揭示不同阅读方式下读者的注意资源分配和加工机制，本研究通过移动窗口范式，系统考察了默读和朗读对中文阅读知觉广度的特异性影响。
本研究发现，读者在朗读时的眼动模式表现为平均注视时间更长、向右眼跳距离更短、注视和回视次数更多。尽管两种阅读方式下的眼动模式随窗口增大呈现相似变化，但是不断增大的窗口对默读的影响更大。分析发现，默读时的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3个汉字，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Inhoff & Liu, 1998)。朗读时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2个汉字。研究结果不支持对称缩小假设，这表明朗读时的高负荷确实会导致认知资源的竞争性分配。由于左侧信息对发音计划、眼音距维持、回视定位及错误校正至关重要(Apel et al., 2012; Laubrock & Kliegl, 2015; Wang et al., 2009)，读者会优先保障左侧副中央凹信息加工，其代价是右侧新信息获取范围的缩小。这一发现表明认知负荷对副中央凹资源分配的影响受到阅读方式特异性的调节。不同于Pan等(2017)及Yan等(2015)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本研究所使用的“※”掩蔽无法为读者提供预视信息有关，而前人采用的视觉相似掩蔽可以为读者提供正字法预视信息。
由于注意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保证朗读正常进行，读者在进行朗读这种高认知负荷活动时会将更多的注意资源用于中央凹加工，减少对右侧副中央凹注意资源的分配(Henderson & Ferreira, 1990)，即减少新信息获得，在空间上表现为更小的知觉广度。具体眼动模式差异表现为：(1)平均注视时间在窗口从L0R1至L0R2条件表现为朗读时增加、默读时下降。说明读者在不同阅读方式下对注意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能不同。朗读中的发音动作涉及肌肉运动，其过程慢于认知过程，增多可利用的右侧副中央凹信息反而需要增加在注视词上的停留时间来等待较慢的发音过程。而默读时，由于加工负荷较低，随着窗口增大，读者会减少对中央凹的注意资源分配，减少注视时间，将更多的注意资源用于副中央凹信息加工。(2)当逐渐增大注视点右侧可获得信息范围时，对朗读眼跳计划执行(向右眼跳距离)的影响更小，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臧传丽 等, 2013; Ashby et al., 2012)。朗读时，读者在整行条件下的向右眼跳距离为1.24个汉字，说明读者朗读时倾向于逐字注视文本，可能会采用稳步加工方式。为确保朗读内容清晰可懂，读者需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认知操作：包括准确检索并序列化地产出字词、根据韵律进行调整、实时监控朗读错误与语义合理性，以及在工作记忆缓冲器中协调传入的视觉信息和传出的语音信息(Kuhn & Stahl, 2003; Laubrock & Kliegl, 2015; Pan et al., 2016; Schimmel & Ness, 2017)。(3)读者朗读时需要通过增加注视时间甚至增多回视，来维持眼音距的动态平衡，以免发音缓冲区的待发音词汇出现超负荷情况(Laubrock & Kliegl, 2015)。因此，朗读时会表现出其中央凹和副中央凹信息加工及整合能力弱于默读(Ashby et al., 2012; Inhoff & Radach, 2014)。
当增大注视点左侧可获得信息范围时，读者在朗读和默读时均会降低平均注视时间、减少注视次数和回视次数直至稳定。虽然读者在朗读和默读时对注视点左侧注意资源分配相当，均为1个汉字空间，但是读者的具体眼动模式存在差异：(1)增大注视点左侧窗口不会影响朗读时的向右眼跳距离。读者朗读时在L1R4条件下向右眼跳距离为1.20个汉字，说明读者倾向于逐字注视。而在默读时，读者在窗口从L0R4至L1R4条件下的向右眼跳距离继续增大至1.86个汉字，可见默读中读者对注视点左侧信息的加工，对于增加注视点右侧可利用信息范围的促进作用，即影响眼跳目标选择，和以往默读相关研究结果一致(Inhoff & Liu, 1998)。(2)朗读条件下有更多的回视行为，这可能和及时回视校正朗读错误和调整过大的眼音距来保证朗读流畅有关(Laubrock & Kliegl, 2015)。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在拼音文字朗读中，读者的词间回视概率低于默读条件(Laubrock & Kliegl, 2015; Vorstius et al., 2014)，这种不一致可能和中文的高信息密度有关。上述内容说明，朗读和默读中注视点左侧信息加工都有助于当前信息的加工及句义整合，但是朗读中对左侧副中央凹信息的利用还可能和支持发音计划，维持眼音距，回视定位以校正朗读错误等有关(Apel et al., 2012; Laubrock & Kliegl, 2015; Wang et al., 2009)，而默读中需要利用左侧副中央凹信息支持更远的向右眼跳计划。这种差异可能说明读者在不同阅读方式下对注视点左侧注意资源分配的作用机制不同，未来可以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朗读的认知负荷高于默读，为了保证朗读正常进行，读者会优先减少右侧副中央凹新信息获得。而左侧副中央凹信息对于支持发音计划、维持眼音距以及通过回视定位修正朗读错误具有重要作用。可见朗读和默读的注意资源分配和内部加工机制并不完全一致(臧传丽 等, 2013; Ashby et al., 2012)，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由于发音需要和眼音距维持造成的注视时间和回视次数增多，以及朗读流畅需要造成眼跳计划(眼跳目标选择和向右眼跳距离微调)的差异。朗读中对“when”和“where”的决定受朗读特性影响较大。和已有关于朗读和默读除额外发音之外潜在认知过程基本相同的观点不一致(Søvik et al., 2000)，未来可进一步探讨两种阅读方式下认知过程的差异，以增加眼动控制模型中对阅读方式特性机制的理解。
5 结论
在当前实验条件下，本研究结果表明：成人读者在默读时的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3个汉字；朗读时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2个汉字。朗读和默读的注意资源分配和内部加工机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