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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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23 >Issue 1: 82 - 90

DOI: https://doi.org/10.12139/j.1672-0628.2025.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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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Trauma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Friendship Quality

  • Man LI 1, 2, 3 ,
  • Jiahui ZHANG 4 ,
  • Tong XU 1, 2 ,
  • Zhansheng XU , *, 1, 2, 3
Expand
  • 1.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 2.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 3.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Student Mental Health and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Tianjin 300387
  • 4. Hebei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Cangzhou 061001

Received date: 2023-12-1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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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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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and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riendship quality.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710 college freshmen by using measures such as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the Sense of Security Questionnaire, the Friendship Quality Inventory and the short-form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everity of childhood trauma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sense of security mediated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riendship qual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sense of security, as well as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depress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loss of a sense of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hildhood trauma leads to variou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High friendship quality ca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depression but is insufficient to buff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hildhood trauma on a sense of security.

Key words： childhood trauma; sense of security;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riendship quality; college freshmen

Cite this article

Man LI , Jiahui ZHANG , Tong XU , Zhansheng XU . Childhood Trauma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Friendship Quality[J].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25 , 23(1) : 82 -90 . DOI: 10.12139/j.1672-0628.2025.01.011

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到成年早期的关键发展阶段，情绪表现出半成熟、半幼稚的矛盾性特点(Cheung et al., 2020)。此阶段个体需应对学业、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源(Li et al., 2023)，这些压力源可能引发心理困扰，表现为抑郁、焦虑症状(Barlow & Durand, 2005)以及对压力的无力感(Ridner, 2004)。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一项大规模(N=33565)元分析显示中国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4.71%(王蜜源 等, 2020)。焦虑检出率为13.7%，20%～30%的学生报告较高的压力水平(陈雨濛 等, 2022; Liu et al., 2019)。大学新生作为特殊群体，面临更为独特的挑战。他们需适应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转变，同时应对新的学习环境、社会期望和多重压力源(Li et al., 2023)。研究发现，新生在适应身份转变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压力、焦虑和抑郁(Bruffaerts et al., 2018; Ewing & Hamza, 2023)，入学初期的适应压力可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长期影响(John-Henderson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23)。因此，探讨大学生(尤其是新生)的心理困扰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童年期创伤是指对儿童有抚养义务、监管义务及儿童信赖的人，对其生命健康、成长发育和尊严造成实质性或潜在性伤害的行为(Schulz et al., 2014)。研究表明，64.7%的大学生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童年期创伤(Fu et al., 2018)。这些经历会显著增加心理困扰风险，表现为更高的压力感知、抑郁和焦虑情绪(Bhattarai et al., 2023)。以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不仅加剧压力感知，还可能导致适应不良行为，如物质成瘾等(Filipkowski et al., 2016)。然而，童年期创伤如何影响大学新生心理困扰的机制尚不明确。此外，并非所有经历创伤的个体都会表现出负面结果。研究表明，个体心理适应能力、社会支持和积极环境因素可能缓冲创伤的不利影响(Herrenkohl et al., 2013)。例如，具有较高韧性或良好友谊质量的个体更可能在创伤后保持心理健康(Southwick et al., 2014; Uchino, 2009)。因此，探讨童年期创伤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机制及调节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感是个体对可能出现的身体或心理危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做出应对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安莉娟, 丛中, 2003)。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安全感的满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Maslow, 1954)。大学阶段是个体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关键期，安全感的缺失可能导致情绪调节、人际交往、学业适应等问题。依恋理论(Bretherton, 1992)强调，安全感源于早期依恋关系，是应对压力的基本心理防御系统。长期生活在不良环境中的儿童，常形成对自我和他人的消极认知图式(Lisak, 1994; Young et al., 2003)。研究表明，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显著相关。例如，儿童期情感虐待和忽视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新生的安全感(何玉琼 等, 2018)。经历留守生活的大学生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更易受到忽视和虐待(秦红霞 等, 2019)，并通过降低安全感增加社交焦虑(杨琳, 吴丹, 2015)。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 Folkman, 1984)认为安全感水平会影响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认知评价，进而影响心理困扰。近期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安全感在童年期创伤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刘珏 等, 2018)，并与大学新生的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Cao, 2022)。因此安全感可能在童年期创伤与大学新生心理困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根据人类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环境系统相互作用(Bronfenbrenner, 1979)。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和同伴构成其最直接且紧密的环境子系统。大学阶段，同伴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反映的是平行、平等的情感联系(周宗奎 等, 2015)。友谊质量体现了个体间双向的、亲密的情感联系，是心理与行为变量的保护性因素(Schwartz-Mette et al., 2020; Sher et al., 2024)。研究发现，拥有更高友谊质量的大学新生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感知(Mounts et al., 2006; Pittman & Richmond, 2008; Rodriguez et al., 2003)。这些发现提示，友谊质量可能在童年期创伤与大学新生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此外，从安全感的影响机制来看，友谊质量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可能更为直接。安全基地理论(Bretherton, 1992)指出，安全感通过早期依恋关系形成的稳定内部工作模型跨情境影响个体(Bretherton & Munholland, 2008)。其影响更多依赖于个体的内部认知加工过程(Mikulincer & Shaver, 2007)。因此，本研究推测友谊质量可能只在童年期创伤与大学新生心理困扰以及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此外，研究表明，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可分为“雪中送炭”和“杯水车薪”两种模式(王艳辉 等, 2017; Rueger et al., 2016)。“雪中送炭”模式指出，在高风险环境中，优质友谊对个体的保护效应更为突出，即当童年期创伤较严重时，高友谊质量可增强个体的适应能力。与此假说一致，研究者发现童年受虐程度高且朋友支持低的大学生比朋友支持高的大学生抑郁/焦虑程度更高(Folger & Wright, 2013)。“杯水车薪”模式认为保护因素在低风险环境中作用更强，而在高风险环境中效力减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式可能在不同的影响路径中同时存在(Rueger et al., 2016)。基于以往研究中关于友谊质量在儿童期创伤与大学新生心理困扰之间调节作用模式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未对友谊质量的具体调节模式作出假设。
基于需要层次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本研究以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探讨童年期创伤“如何”及“何时”影响大学新生的心理困扰。研究目的包括：(1)检验童年期创伤与心理困扰的相关关系；(2)考察安全感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3)探讨友谊质量能否调节童年期创伤对安全感及心理困扰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新生入学后2～3个月内，对天津市两所高校的750名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732份，剔除22份无效问卷(包括作答不完整、缺失关键信息或存在规律作答的情况)，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10份，有效回收率为97.0%。被试平均年龄为18.23±0.65岁。男生244人(34.4%)，女生466人(65.6%)。该研究获得天津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以往研究，通过G*Power计算获得本研究所需的最少被试量为119人(效应量f 2=0.15, α=0.01, 功效=0.80, 预测变量=4)。本研究最终获得710名被试，满足统计学要求。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期创伤

采用赵幸福等(2005)根据Bernstein等(2003)研究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简式童年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CTQ-SF)。该问卷为回顾性自陈问卷，用于评估个体16岁前的创伤经历，包含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绪忽视、躯体忽视5个维度，共28个条目(含3个效度条目)，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所有有效题目均分作为最终得分，得分越高表明童年期受虐经历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2 安全感

采用丛中和安莉娟(2004)编制的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该量表包含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2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非常符合”，5=“非常不符合”)，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安全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3 友谊质量

采用范兴华和方晓义(2004)根据Furman和Buhrmester(1985)编制的友谊质量量表(Friendship Quality Inventory, FQI)。该量表包含帮助与支持、友伴冲突、伙伴关系、亲密性、冲突强度5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均分越高表明友谊质量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4 心理困扰

采用由Lovibond和Lovibond(1995)编制，龚栩等(2010)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The Short-Form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抑郁、焦虑、压力3个维度，共21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0=“不符合”，3=“完全符合”)，本研究计算各分量表的均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相应维度上的体验越强烈。本研究中抑郁、焦虑、压力3个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0.78、0.83。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由经过培训的研究生进行现场团体施测，施测前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8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5000次重复抽样)验证调节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7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为19.78%，小于临界值40%，说明各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性别与友谊质量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显著负相关；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友谊质量显著负相关，与抑郁、焦虑、压力显著正相关；安全感与友谊质量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焦虑、压力显著负相关；友谊质量与抑郁、焦虑、压力显著负相关；抑郁、焦虑、压力三者间两两正相关。年龄与各变量无显著相关，后续分析仅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结果分析(n=710)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性别
2.年龄 18.23 0.65 −0.03
3.童年期创伤 1.31 0.28 −0.05 0.003
4.安全感 3.52 0.76 0.02 −0.02 −0.35***
5.友谊质量 3.81 0.54 0.25*** −0.05 −0.29*** 0.31***
6.抑郁 0.35 0.46 −0.12** 0.03 0.34*** −0.56*** −0.32***
7.焦虑 0.47 0.47 −0.06 0.03 0.28*** −0.59*** −0.25*** 0.71***
8.压力 0.75 0.61 −0.01 0.06 0.26*** −0.62*** −0.25*** 0.70*** 0.77***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0，女=1；*p<0.05，**p<0.01，***p<0.001，以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后，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构建包含抑郁、焦虑、压力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详见表2。以抑郁为因变量的模型显示(图2a)，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的直接作用显著(β=0.12, p<0.001)且通过安全感的间接作用也显著。同时，童年期创伤和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可显著预测安全感(β=−0.10, p<0.01)和抑郁(β=−0.08, p<0.01)，表明友谊质量在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及抑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因变量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95%CI
抑郁 安全感 0.43 0.19 40.02***
性别 −0.05 −1.48 [−0.12, 0.02]
童年期创伤 −0.30 −8.41*** [−0.37, −0.23]
友谊质量 0.25 6.78*** [0.18, 0.32]
童年期创伤×友谊质量 −0.10 −3.12** [−0.16, −0.04]
抑郁 0.60 0.36 80.77***
性别 −0.08 −2.45* [−0.14, −0.02]
童年期创伤 0.12 3.46*** [0.05, 0.18]
安全感 −0.49 −14.62*** [−0.55, −0.42]
友谊质量 −0.11 −3.20** [−0.17, −0.04]
童年期创伤×友谊质量 −0.08 −2.82** [−0.14, −0.02]
焦虑 安全感 0.43 0.19 40.02***
性别 −0.05 −1.48 [−0.12, 0.02]
童年期创伤 −0.30 −8.41*** [−0.37, −0.23]
友谊质量 0.25 6.78*** [0.18, 0.32]
童年期创伤×友谊质量 −0.10 −3.12** [−0.16, −0.04]
焦虑 0.60 0.36 79.02***
性别 −0.03 −0.96 [−0.09, 0.03]
童年期创伤 0.07 2.02* [0.002, 0.13]
安全感 −0.55 −16.56*** [−0.62, −0.49]
友谊质量 −0.04 −1.23 [−0.11, 0.03]
童年期创伤×友谊质量 −0.04 −1.48 [−0.10, 0.01]
压力 安全感 0.43 0.19 40.02***
性别 −0.05 −1.48 [−0.12, 0.02]
童年期创伤 −0.30 −8.41*** [−0.37, −0.23]
友谊质量 0.25 6.78*** [0.18, 0.32]
童年期创伤×友谊质量 −0.10 −3.12** [−0.16, −0.04]
压力 0.63 0.39 91.58***
性别 0.02 0.58 [−0.04, 0.08]
童年期创伤 0.03 0.96 [−0.03, 0.10]
安全感 −0.59 −18.27*** [−0.66, −0.53]
友谊质量 −0.06 −1.86 [−0.12, 0.003]
童年期创伤×友谊质量 −0.04 −1.27 [−0.09, 0.02]
以焦虑为因变量的模型发现(图2b)，童年期创伤对焦虑的直接作用显著(β=0.07, p<0.05)且通过安全感的间接作用也显著。然而，童年期创伤和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可显著预测安全感(β=−0.10, p<0.01)，但不能显著预测焦虑，表明友谊质量可以调节童年期创伤和安全感之间的关系。
图2 童年期创伤影响大学新生心理困扰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压力为因变量的模型显示(图2c)，童年期创伤对压力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通过安全感的间接作用显著。此外，童年期创伤和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可显著预测安全感(β=−0.10, p<0.01)，即友谊质量可以调节童年期创伤和安全感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图3)表明，在低友谊质量(M−1SD)水平下，童年期创伤对安全感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0.20, p<0.001)；在高友谊质量(M+1SD)水平条件下，该负向作用更强(β=−0.41, p<0.00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高友谊质量组的安全感整体水平仍高于低友谊质量组，特别是在低童年期创伤条件下，这种优势最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友谊质量在低创伤个体中可能具有更强的安全感保护作用，而在高创伤个体中，其缓冲效应相对较弱。
图3 友谊质量调节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
此外，对友谊质量调节童年期创伤和抑郁关系的分析(图4)显示，在低友谊质量(M−1SD)水平下，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0, p<0.001)；而在高友谊质量(M+1SD)水平下，该作用不显著(β=0.03, p>0.05)。表明童年期创伤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在友谊质量较低时更大。
图4 友谊质量调节童年期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4 讨论

4.1 童年期创伤与大学新生心理困扰的关系

大学新生正经历从青少年晚期向成年早期的过渡阶段，面临独立生活等多重发展压力，易受环境的影响(Cheung et al., 2020)。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与心理困扰(抑郁、焦虑、压力)之间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张嘉惠, 2021; Bhattarai et al., 2023; Filipkowski et al., 2016; Husky et al., 2023)，表明童年期创伤可能加剧大学新生的心理困扰。因此，应加强大学新生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筛查，并制定心理健康的预防和干预策略，以缓解其负面影响，促进大学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4.2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可通过安全感间接影响心理困扰，其中安全感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焦虑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在童年期创伤与压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依恋理论指出，安全感源于稳定的依恋关系，而童年期创伤可能导致非安全型依恋，从而削弱个体的安全感(Milberg et al., 2014)。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安全感的缺失使个体在应对压力时更易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赵建芳 等, 2020)。因此，增强有创伤经历大学生的安全感，有助于降低其心理困扰水平。

4.3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友谊质量在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在童年期创伤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高友谊质量未能发挥足够的保护作用，而低友谊质量则始终是安全感较低的风险因素，即前半段调节体现了“杯水车薪”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友谊能提供一定支持，但当童年期创伤较严重时，友谊的缓冲作用有限，难以消除创伤带来的深远影响。童年期创伤对安全感的不良影响可能持续终生(李婷, 朱熊兆, 2009)，即使远离早期不良环境，严重的童年逆境仍会提高成年后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van der Vegt et al., 2009)。随着个体成长，家庭与朋友系统逐渐趋于独立(田录梅 等, 2012; Helsen et al., 2000)，朋友关系难以完全弥补童年时期的家庭创伤。对于刚进入大学的新生而言，朋友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支持作用。因此，无论童年期创伤程度如何，相较于拥有高质量友谊的个体，低友谊质量者的安全感始终较低。
研究还发现，随着童年期创伤程度的增加，高友谊质量个体的安全感下降幅度比低友谊质量个体更为显著。这一结果可能源于以下原因：首先，依恋理论指出，童年期创伤可能导致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形成，而高质量友谊中的亲密互动可能激活这种不安全依恋模式，使个体更敏感地体验到安全感的缺失(Mikulincer & Shaver, 2016)。与同伴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在于与主要抚养者之间形成安全型依恋。如果缺乏这一基础，即使同伴支持水平较高，也可能对心理健康构成风险(Helsen et al., 2000)。此外，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常常导致不良适应模式的形成，例如自我牺牲模式，表现为过度关注他人的需求而忽视自身的需求(Wright et al., 2009; Young et al., 2003)。为了维护与朋友的关系，具有高友谊质量的个体可能会抑制自己的需求，尽管这减少了冲突，但长期忽视自我需求会导致安全感降低，进而引发抑郁和焦虑症状(Wright et al., 2009)。此外，高质量友谊通常伴随更多自我披露(Demir & Özdemir, 2010)，这可能增加有创伤经历个体对过往创伤的回忆和反刍，从而加剧创伤对安全感的消极影响。友谊质量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亲密性、伙伴关系、帮助与支持等。有创伤经历的个体可能通过压抑自我需求维持表面和谐，但这种策略可能损害真实情感联结，进而影响安全感(Wright et al., 2009)。杨继平等(2021)发现，高友谊质量可能加剧童年期创伤对自尊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源于相似吸引和共同反刍。相似吸引理论认为，态度和认知结构的相似性是人际吸引的关键(Berger & Calabrese, 1975)。共同反刍则会使双方在交流中过度关注问题的消极后果(赖丽足 等, 2018)。长期共同反刍可能增加不确定感和无助感，威胁安全感，进而影响内化情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仅采用友谊质量总体进行分析，可能掩盖了不同维度的独特作用。例如，亲密性维度可能与安全感的关系不同于冲突维度。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友谊质量各维度的差异性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在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关系中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还发现，友谊质量还调节了童年期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高友谊质量可缓解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的影响，符合“雪中送炭”模式。但在本研究未发现友谊质量在童年期创伤与焦虑间的调节作用，这与以往研究中认为友谊保护效应的观点不符。Wood等(2017)的研究认为，焦虑(尤其是广泛性焦虑)的核心特征是无法容忍不确定性，友谊质量的不同维度可能对焦虑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友谊带来的安全感可能缓解焦虑，而对亲密关系的依赖因不稳定性可能无助于缓解焦虑。鉴于友谊的复杂结构(Furman & Buhrmester, 1985; Poulin & Chan, 2010)，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其不同维度的具体影响。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为横断研究，难以进行因果推论。而且测量时间是在大学新生开学后2～3个月，其友谊质量可能存在不稳定性。后续的研究中应考虑纵向追踪，以更好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本研究的数据均源自被试主观报告，因此可能存在被试回忆偏差或者社会期待效应。最后，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仅选取了天津市某两所高校的被试，且女性较多，因此对于研究结果的解释推广还需谨慎。

5 结论

(1)童年期创伤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大学新生的心理困扰，也可通过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新生的心理困扰；(2)友谊质量在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以及童年期创伤与抑郁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但两者的调节模式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相较于低水平友谊质量，高水平友谊质量条件下童年期创伤与安全感的负向关联更为显著；而在友谊质量较低的情况下，童年期创伤与大学新生抑郁的关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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