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症状是个体对现实环境适应不良的心理病理表现，其典型特征包括持续的悲伤、无价值感、失眠等(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22)。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不同步阶段，且对外在刺激较为敏感和脆弱，因而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Maalouf et al., 2016)。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抑郁症状的伴随不仅会阻碍青少年学业、认知和人际关系的发展(Dupéré et al., 2018; O’Shea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23)，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威胁其健康和生命(Grossberg & Rice, 2023)。因此，探究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对于降低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对现实环境的非适应表现源自心理需要的受挫(Ryan & Deci, 2017)。已有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在抑郁症状中的应用，发现心理需要挫折的确是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Bartholomew et al., 2011; Gu et al., 2023; Levine et al., 2022)。例如，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心理需要挫折初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在6个月后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Vandenkerckhove et al., 2020)。然而，尽管已有证据支持心理需要挫折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但关于抑郁症状是否会加剧青少年的心理需要挫折，进而形成双向关系，仍然没有明确结论。此外，尽管心理需要挫折是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探究心理需要挫折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从而无法为青少年因心理需要挫折而产生抑郁症状提供有效的干预思路。因此，本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探讨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的双向关系，同时进一步探寻心理需要挫折影响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旨在确定两者的纵向关系，并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1 心理需要挫折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
心理需要挫折指的是个体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即自主性、联结性和能力性)受到周围环境的威胁或伤害时产生的体验或反应(Heissel et al., 2023)。具体而言，自主性需要挫折指的是个体自我行为意志的失控感；联结性需要挫折指的是因他人疏离产生的孤独感和排斥感；能力性需要挫折指的是个体完成任务失败产生的沮丧感和对自己能力产生的怀疑感(Chen et al., 2015)。
心理需要挫折的概念来自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该理论假定，人类与生俱来存在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它们在外界条件下的满足或是挫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身心发展的两面性(Deci & Ryan, 2000)。心理需要的满足有助于人们实现心理的成长和繁荣，拥抱健康与幸福；而心理需要的受挫则容易导致人们内心的不满与沮丧，产生心理病理症状(Vansteenkiste et al., 2020)。青少年处于生活成长的挑战期，情绪发展的敏感期，自身拥有产生心理需要挫折体验的脆弱性，进而更可能因此产生抑郁症状。例如，Bartholomew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心理需要挫折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Gu等人(2023)的调查也发现，随着心理需要挫折水平的升高，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水平也会上升。此外，尽管直接探讨自主、关系和能力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关系的研究有限，但已有证据表明，与三种需要挫折相关的变量会对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产生消极影响。例如，来自父母的控制(自主挫折)、同伴的排斥(联结挫折)以及效能感的降低(能力挫折)也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抑郁症状水平的增加(Fussner et al., 2018; Romm & Metzger, 2018; Tak et al., 2017)。上述理论和研究结果都表明心理需要挫折可能对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抑郁症状对心理需要挫折是否具有预测作用目前少有研究对其进行验证，但抑郁的激活维持假说和相关实证研究为抑郁症状对心理需要挫折的预测作用提供了一定支持。抑郁的激活维持假说认为，当抑郁症状产生时，个体不仅会增加不愉快记忆出现在脑海中的可能性，还会使个体在感知和解释周围环境的方式上产生消极的偏见，倾向认为周围的环境对自己存在威胁或会给自己造成伤害(Teasdale, 1988)，这或许增大了个体心理需要受挫的可能性。一项质性研究发现，抑郁症状常常会导致青少年出现社交回避和被同伴孤立(McCann et al., 2012)，这就可能导致他们的孤独感和排斥感增加(联结挫折)。另一项元分析研究则发现，抑郁症状会导致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下降，降低对自己能力的自信(Yeo et al., 2023)，这可能使青少年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能力挫折)。此外，抑郁症状还会导致青少年参与日常活动的动机减少，缺乏独立思考(Midgley et al., 2015)，这可能会限制他们发挥自己的自主性(自主挫折)。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抑郁症状也可能会增大青少年心理需要受挫的可能性。
1.2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心理素质指的是以人的生理条件为基础，能够将外在感受到的刺激内化为稳定的、基本的和内隐的并具有基础、衍生和发展功能的，与人的适应、发展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张大均, 2012)。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研究者认为心理素质包含三个维度，即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具体地说，认知品质指的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品质；个性品质指的是人在对待事物和活动的个性心理表现；适应品质指的是人调适自己或改变环境，使自己与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张大均 等, 2017)。
心理素质作为一种积极的内在心理品质，其水平高低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素质的保护作用模型提出，高水平的心理素质可以缓冲致病风险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使个体的心理健康维持良好的状态(张大均, 2012)。有关心理素质保护个体心理健康的理论假设，在青少年群体中已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Wu等人(2022)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水平的心理素质可以缓冲青少年急性压力下的状态焦虑和心率。Li等人(2022)的研究则发现高水平的心理素质可以降低青少年期被虐待对成年后抑郁症状的影响。心理需要挫折是抑郁症状的风险因素，抑郁症状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从心理素质的功能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出发，心理素质或许可以在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的纵向关系中发挥保护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的支撑和实证研究的证据，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心理需要挫折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存在双向预测关系，即T1心理需要挫折显著正向预测T2青少年抑郁症状；T1抑郁症状显著正向预测T2青少年心理需要挫折。假设2：心理素质在心理需要挫折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中发挥调节作用，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T1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T1心理需要挫折对T2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减小。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使用G*Power3.1对所需样本量进行估算。设置双尾检验，效应量r=0.10，置信水平α=0.05，统计效应力1−β=0.95。结果显示，当样本量大于1289时，可确保达到95%以上的统计效力。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四川省某所中学的学生3400名。第一次问卷施测(2022年11月)共收回问卷3221份，其中无效问卷193份(未填题项数占所有题项总数的一半或以上)，有效问卷3028份。第二次问卷施测后，成功获得追踪有效问卷2816份。其中男生1402名(49.79%)，女生1414名(50.21%)；初一学生1373名(48.76%)，高一学生1443名(51.24%)。首次施测样本年龄范围为11～18岁(平均年龄13.79±1.53岁)。构建一个新的指标为数据完整性(1=缺失，0=完整)，然后进行差异检验。数据缺失在性别[χ2(1)=3.18, p=0.08]、年级[χ2(1)=1.54, p=0.22]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T1心理需要挫折[t(3026)=−0.77, p=0.44]、T1抑郁症状[t(3026)=−1.12, p=0.26]、T1心理素质[t(3026)=0.27, p=0.79]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说明被试没有出现结构性的数据流失。
2.2 研究程序
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开展本次研究。本研究的两次施测时间分别为2022年11月和2023年5月。两次施测前均向家长、教师及学生告知研究目的，并向其保证所收集到的数据仅用于科学分析。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开始正式施测。施测时，由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为参与者提供必要的指导。每次施测时间约为10分钟。
2.3 研究工具
2.3.1 心理需要挫折
采用Chen等人(2015)编制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挫折量表(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Scale, BPNSFS)中的心理需要挫折分量表评定青少年的心理需要受挫水平。该分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Gu et al., 2023)。心理需要挫折量表含3个维度：自主需要挫折，联结需要挫折和能力需要挫折，每个维度4个题项，共计12个题项。所有题项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正确”，5=“完全正确”)，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心理需要挫折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三因子模型结构效度良好。T1：χ2/df=13.73，RMSEA=0.07，CFI=0.95，TLI=0.94，SRMR=0.03；T2：χ2/df=16.54，RMSEA=0.07，CFI=0.95，TLI=0.94，SRMR=0.03。本研究中该量表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分别为0.88、0.92。
2.3.2 抑郁症状
采用Tafarodi和Swann(2001)编制的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对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进行评定。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测量效果(胡星辰 等, 2014)。量表共计9个题项，题项采用4点计分(0=“一点也不”，3=“几乎每天”)，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抑郁症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单因子模型结构效度良好。T1：χ2/df=17.53，RMSEA=0.07，CFI=0.96，TLI=0.94，SRMR=0.03；T2：χ2/df=17.21，RMSEA=0.07，CFI=0.97，TLI=0.95，SRMR=0.03。该量表在两次测量中，表现出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分别为0.86、0.90。
2.3.3 心理素质
采用胡天强等人(2017)修编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对青少年的心理素质水平进行评定。考虑到心理素质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特质，在短期内不会变化，因此仅在T1时间点进行了测量。该问卷包括3个维度：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总计24个题项。题项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心理素质水平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三因子模型结构效度良好：χ2/df=12.04，RMSEA=0.06，CFI=0.92，TLI=0.90，SRMR=0.05。该问卷的测量信度良好，Cronbach’s α为0.94。
2.4 数据分析
使用SPSS26.0和Mplus8.3对数据进行分析。SPSS26.0被用于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Mplus8.3被用于交叉滞后分析潜调节效应分析。采用常用拟合指标CFI、TLI、RMSEA、SRMR衡量模型可接受性。当CFI和TLI大于0.90、RMSEA和SRMR小于0.08时，认为模型可被接受(Hu & Bentler, 1999)。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 )，T1的心理需要挫折和抑郁症状与T2的心理需要挫折和抑郁症状自相关显著；T1的心理需要挫折与T1的抑郁症状，T2的心理需要挫折与T2的抑郁症状同时性相关均显著；T1的心理需要挫折与T2的抑郁症状以及T1的抑郁症状与T2的心理需要挫折继时性相关均显著。这些结果符合交叉滞后分析的前提条件。此外，性别和年级与主要研究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协变量进行了控制。
表1 两次测量间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
| 1. 性别 | ||||||||
| 2. 年龄 | 13.79 | 1.53 | −0.03 | |||||
| 3. T1心理需要挫折 | 33.67 | 9.26 | 0.03 | 0.14*** | ||||
| 4. T2心理需要挫折 | 33.43 | 10.12 | 0.09*** | 0.10*** | 0.58*** | |||
| 5. T1抑郁症状 | 7.16 | 5.48 | 0.00 | 0.07*** | 0.58*** | 0.47*** | ||
| 6. T2抑郁症状 | 7.62 | 5.92 | 0.09*** | −0.03 | 0.41*** | 0.59*** | 0.54*** | |
| 7. T1心理素质 | 77.68 | 15.02 | −0.08*** | −0.12*** | −0.42*** | −0.52*** | −0.34*** | −0.43*** |
注：***p<0.001，以下同。 |
3.2 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的交叉滞后分析
交叉滞后模型的结果(见图1 )表明，心理需要挫折和抑郁症状的自回归路径显著(β=0.52, SE=0.02, p<0.001; β=0.41, SE=0.02, p<0.001)；T1心理需要挫折显著正向预测T2抑郁症状(β=0.20, SE=0.02, p<0.001)；T1抑郁症状显著正向预测T2心理需要挫折(β=0.17, SE=0.02, p<0.001)。研究假设1得到了支持。
3.3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使用潜调节法检验心理素质在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效应，需要估计两个模型。模型1是在交叉滞后模型中加上心理素质主效应的模型，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T1心理需要挫折与心理素质的潜交互项模型。结果表明，模型1的整体拟合指标良好，χ2/df=16.97，RMSEA=0.08，CFI=0.97，TLI=0.94，SRMR=0.07。随后，使用似然比检验模型2是否比模型1拟合更好。LogL模型1=−88457.51，LogL模型2=−88440.05，LR(df=1)=−2(LogL模型1−LogL模型2)=34.92，p<0.001，表明模型2较模型1更为改善(Maslowsky et al., 2015)。另外，潜调节结构方程的结果表明，心理素质的调节效应显著(β=−0.08, SE=0.02, p<0.001)。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见图2 )，当心理素质取M+1SD水平时，心理需要挫折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β=0.37, SE=0.07, p<0.001)低于心理素质取M−1SD水平时心理需要挫折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β=0.44, SE=0.07, p<0.001)。研究假设2得到了支持。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追踪研究考察了青少年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心理素质在心理需要挫折预测抑郁症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T1心理需要挫折显著正向预测T2抑郁症状，T1抑郁症状对T2心理需要挫折的预测作用也显著；T1心理素质在T1心理需要挫折预测T2抑郁症状中的调节效应显著。具体而言，当T1心理素质水平升高时，T1心理需要挫折对T2抑郁症状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减小。
4.1 心理需要挫折对抑郁症状的预测
结果显示，T1心理需要挫折显著正向预测T2抑郁症状，表明青少年在经历更深程度的心理需要挫折时，其抑郁症状也会更为严重。这一结果与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观点一致。该理论认为，心理需要挫折不仅会增加个体调控情绪和行为的困难，引发消极情绪，还可能促使个体采取替代或补偿性的策略以暂时缓解挫折体验(Ryan & Deci, 2017)。然而，这些策略往往无法真正消除挫折带来的消极体验，反而可能会加剧其对个体生理和心理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更严重的抑郁症状(Vansteenkiste & Ryan, 2013)。例如，当青少年的自主需要因父母的控制而受挫时，他们可能通过反抗来寻求独立(van Petegem et al., 2015)。然而，这一行为可能加剧亲子冲突，削弱父母支持，进一步加重青少年的自主和联结需要挫折，使其产生严重的抑郁症状(Christ et al., 2017)。
此外，尽管已有研究证实了心理需要挫折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具有预测作用(Bartholomew et al., 2011; Vandenkerckhove et al., 2020)，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小样本数据，其结论的跨文化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本研究基于中国青少年大样本数据，不仅增强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可靠性，还为心理需要挫折预测抑郁症状提供了跨文化的实证支持。同时，这一结果进一步拓展了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释边界，为验证其普适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4.2 抑郁症状对心理需要挫折的预测
结果显示，T1抑郁症状显著正向预测T2心理需要挫折，表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会使其心理需要挫折更容易受挫。这一结果支持了抑郁的激活维持假说。该假说认为，抑郁症状的伴随会导致个体倾向用一种扭曲和消极的思维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周围的环境(Teasdale, 1988)。这种悲观的思维方式可能增加了青少年心理需要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脆弱性，使青少年的心理需要更容易被挫败。例如，在抑郁症状的作用下，青少年通常会低估自己的能力(Ormel et al., 2004)，对完成任务和挑战也缺乏自信，这可能导致他们更容易失败，使得他们的能力需要受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果与Levine等人(2022)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研究结果不一致。Levine等人的交叉滞后研究发现，心理需要挫折可以预测大学生的抑郁症状，但抑郁症状并不能反向预测心理需要挫折。据推测，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调查对象的发展差异。相较于大学生，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执行功能较弱(Steinberg, 2005)，这一发展特征可能会增强抑郁症状青少年对外在情景的过度敏感性和负性解读，进而加深需要挫折体验。相比之下，大学生的认知调节能力和执行功能更为成熟，通常也能够运用更有效的应对策略，如寻求支持或认知重构(Park et al., 2020)。在这些策略的帮助下，抑郁症状对大学生心理需要挫折的预测可能变得不显著。鉴于现有研究结果在不同年龄群体中的不一致性，这一发现仍需在更广泛的年龄群体中进一步验证，以明确抑郁症状对心理需要挫折的影响是否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此外，尽管本研究与Levine等人(2022)都使用交叉滞后模型考察了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的双向关系，但本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抑郁症状对该群体的心理需要挫折存在反向预测作用。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双向关系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独特性认识，也避免了以往研究结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过渡推论。
4.3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T1心理素质在T1心理需要挫折和T2抑郁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随着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心理需要挫折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正向预测效应逐渐减弱。这一结果支持了心理素质的保护作用模型(张大均, 2012)，该模型认为，心理素质的积极特性能够帮助个体在面对风险因素时维持心理平衡，从而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王鑫强, 张大均, 2012)。具体而言，较高的认知品质有助于青少年以更客观地方式分析其产生消极体验的原因；个性品质则使他们能够以更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困难和挑战；而适应品质则促使他们主动采取策略调整自身或改变环境，以恢复自己与环境的平衡(张大均 等, 2017)。在这些积极品质的协同作用下，心理需要挫折带来的负面体验得到了缓冲，从而降低了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
此外，尽管先前已有研究证明了心理素质的保护作用(Li et al., 2022; Wu et al., 2022)，但数量较少，且为横断设计，这使得心理素质保护作用的实证基础较为薄弱。本研究通过纵向设计，验证了心理素质对心理需要挫折跨时预测抑郁症状的缓冲作用，不仅为心理素质的保护效应提供了更有力的实证支持，也进一步强化了心理素质作为中国本土化心理学变量在缓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中的有效性。
本研究结果可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实践指导。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对基本心理需要的挫败，来预防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具体来说，第一，可以在生活和学习中给予青少年更多的自主性，让他们拥有对自我行为进行掌控的感觉；第二，培养青少年各方面的能力，让他们在面对挑战和任务时拥有自信；第三，鼓励青少年发展友好的人际关系，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应对生活的磨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心理素质水平，降低心理需要挫折导致青少年产生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具体来说，第一，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的认知品质，来增强其对自身心理需要受挫合理化归因的能力，从而达到阻断抑郁症状发生的目的；第二，可以通过培养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个性品质，帮助其减少心理需要受挫的维持时间，从而降低抑郁症状发生的可能性；第三，可以提升青少年的适应品质，来增加其对心理需要受挫的韧性，从而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率。
本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已有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研究的不足，但也存在局限。第一，被试来源的局限。本研究被试均来自同一省份，代表性较小，使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受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招募更多地区的青少年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验证。第二，评估方法的局限。本研究仅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无法避免被试潜在的社会期望效应，使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受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他评和自评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以增强评估结果的可靠性。第三，追踪次数的局限性。本研究仅进行了两次追踪，难以确定基本心理需要挫折与抑郁症状之间预测关系的长期稳定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增加追踪次数，以进一步验证这一研究结果的稳固性。
5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心理需要挫折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双向关系，表明二者在时间上相互预测，可形成负性循环。同时，心理素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升心理素质有助于缓冲心理需要挫折所带来的抑郁症状风险。研究强调，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干预应兼顾减少基本心理需要的挫败与心理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