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人际交往中，个体对情绪信息的快速识别与高效处理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情绪信息可通过多种通道传递，其中言语和面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情绪载体(Kim et al., 2015; Tompkinson et al., 2024)。个体对这两类情绪信息的感知和理解构成有效社会互动的基础。已有研究指出，情绪识别(即对情绪刺激的准确检测和分类)在社会交往中具有核心功能，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对于儿童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Ogren & Johnson, 2020)。
研究表明，儿童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5～6个月大的婴儿已能识别积极表情(Vaillant-Molina & Bahrick, 2012)。2岁儿童能够区分情绪的宽泛概念(Widen & Russell, 2008)，到3岁时，儿童已经能够准确区分快乐、悲伤、愤怒等基本情绪(Székely et al., 2011)。5岁儿童基本掌握了六种基本情绪概念(Widen & Russell, 2008)，10岁左右能进一步区分恐惧、愤怒、厌恶等负性情绪，直至11～12岁时，其面孔情绪识别能力达到成人水平(Durand et al., 2007)。另外，在言语情绪理解方面，儿童的发展同样呈现渐进式特征。18个月左右开始产生情绪性词汇(Ogren & Sandhofer, 2021)。2～3岁时，儿童能将一些情绪词与相应情绪面孔进行匹配(Ogren & Sandhofer, 2022)。3～5岁时，他们逐渐学会区分和使用效价相同但性质不同的情绪词汇(Widen & Russell, 2008)。4～11岁儿童的情绪词数量迅速增加，其对情绪词的使用模式逐渐接近成人(Grosse et al., 2021)。综上可知，儿童对面孔和言语情绪识别能力呈现同步发展的趋势。从婴幼儿期的基本情绪感知到学龄前期的情绪概念分化，再到童年中后期的精细情绪识别，最终达到与成人相当的水平(Camacho et al., 2023)。这种发展轨迹既反映了儿童认知能力的成熟过程，也体现了情绪社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通道情绪识别的发展规律。然而，现实交流情境中个体对情绪信息的理解本质上是一个多模态整合过程。在面对面的互动中，个体往往会同时感知他人的语言和面部表情信息，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情绪加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通道情绪信息的整合与相互影响机制(Filippi et al., 2017; Young et al., 2020)。已有研究发现，言语与面孔在情绪加工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双向启动效应，且该效应具有情绪效价的特异性。例如，张芳文等人(2020)发现，积极情绪词对面孔情绪的识别产生启动效应：在情绪一致条件下，反应时显著短于不一致条件，而消极情绪词则未表现出同样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情绪面孔对言语情绪的加工也具有不同的调节模式：积极面孔可以促进情绪一致词汇的加工，而消极面孔则延迟了情绪一致词汇的加工速度。刘文娟等人(2016)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双向影响，发现情绪一致性对词汇和面孔的效价判断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在不一致条件下则表现出干扰效应。此外，Kim等人(2015)通过神经影像学方法揭示了面孔与言语情绪信息在加工过程中的神经交互，为跨通道整合提供了神经机制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言语和面孔作为情绪加工的核心通道，其交互作用不仅具有动态性，还会受到情绪效价的影响。由此可见，情绪识别不仅是单一模态的功能，而是多通道信息在认知发展不同阶段的整合结果。
上述研究中情绪启动效应的产生机制可从情绪具身理论(embodied emotion theory)得到解释。该理论认为，个体对情绪信息的理解与其体验相应情绪的身体反应机制具有一致性，两者之间的通达性取决于它们引发的身体变化的相似程度(刘亚 等, 2011)。具体而言，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在感知运动信息与情绪概念表征上的相似性越高，其神经生理和身体反应的重叠度就越大，从而导致更显著的情绪启动效应。例如，当面部表情刺激与情绪概念一致时，二者所激活的感知运动系统和情绪概念网络的表征重叠增加，这种多模态信息的协同激活显著提高了信息加工的通达性，进而促进启动效应的产生。不过，这一假说还缺少发展性实证研究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处于情绪能力快速发展阶段的儿童群体，其情绪概念表征与感觉运动信息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种影响是单向还是双向的，以及这种动态关系是否受年龄因素的调节，仍有待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完善情绪具身理论的发展性框架，并为理解儿童情绪识别的认知神经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现有关于儿童情绪识别能力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视觉通道，特别是通过面孔图片来考察其情绪识别能力(Leitzke & Pollak, 2016; Ruffman et al., 2023)。相比之下，针对言语情绪信息能力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研究表明语言在情绪理解中可能比视觉信息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Gendron et al., 2012; Vine et al., 2020)。例如，研究显示，2～7岁儿童随着情绪词汇量的增加，其对面部表情的区分能力也显著提升，这意味着言语情绪信息可能为视觉加工提供了概念性支持(Widen, 2013; Widen & Russell, 2008)。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者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考察儿童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Vesker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与12岁组和成人组比，6岁组儿童对情绪面孔判断时间更长、正确率更低，并且，仅在6岁组中观察到情绪一致条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情绪不一致条件。说明儿童情绪识别的速度和准确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年幼儿童的情绪面孔加工更容易受言语情绪信息的调节。Ross等人(2021)进一步指出，这种年龄差异可能源于年幼儿童对实验任务中听觉信息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反映了儿童情绪加工过程中跨通道整合能力的发展变化。
然而，上述研究仅单向探讨了言语情绪信息对面孔情绪知觉的影响，并未系统地揭示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双向交互作用。Vesker等人(2018)采用双向启动任务探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在情绪词作为启动刺激时，儿童对面孔情绪信息的加工显著增强，但在情绪面孔作为启动刺激时，言语情绪词的加工却并未表现出类似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挑战了情绪具身理论关于“感知运动表征与情绪概念之间存在双向互馈机制”的假设(刘亚 等, 2011)。出现上述情况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Vesker等人采用的实验材料有关：Vesker等人采用的是表音文字系统，而以往研究发现，在跨通道情绪启动任务中，汉语目标刺激条件下个体对情绪词的判断表现优于英语刺激，意味着语言类型差异可能影响启动效应的产生(张芳文 等, 2020)。此外，该研究中情绪面孔呈现时间较短，可能导致儿童未能充分加工面孔信息。从而进一步削弱了面孔对言语情绪加工的启动效应。
因此，基于Vesker等人(2022)与Vesker等人(2018)的研究，本研究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以表意文字(中文)作为言语情绪刺激材料并结合情绪面孔，系统考察儿童在情绪识别过程中的年龄差异，以及面孔和言语情绪信息之间交互作用的发展特征。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1以听觉言语情绪词作为启动刺激，情绪面孔作为目标刺激，探讨情绪词启动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在识别情绪面孔过程中的影响；实验2则以情绪面孔作为启动刺激，听觉言语情绪词作为目标刺激，考察情绪面孔对儿童识别情绪词的促进作用。为了确保儿童对面孔情绪刺激的充分加工，实验中情绪面孔呈现时间被延长至750 ms。通过对两个实验的比较分析，旨在揭示儿童在加工多通道情绪信息时，言语与面孔通道是否存在双向促进效应，以及这种交互作用随年龄的发展是否发生变化。从发展心理学视角出发，进一步揭示儿童情绪识别过程中感知运动信息与情绪概念加工的相互关系，为情绪具身理论提供发展性的实证支持，同时也为理解儿童在自然交流情境中多通道情绪整合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2 实验1：情绪词对情绪面孔的启动效应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为保证较高的统计检验力(Faul et al., 2007)，在实验实施前采用G*Power分析方法对样本量进行估算。根据中等效应量水平(f=0.25)及0.05的α水平，选取42名被试可使统计检验力达0.80。本实验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最终从大连市的一所普通小学中招募54名儿童。其中，7岁组18人(女生11人)，9岁组18人(女生9人)，11岁组18人(女生11人)。所有被试母语均为汉语，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在实验前取得了家长、教师和本人同意。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
2.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3(年龄：7岁、9岁、11岁)×2(启动词汇类型：积极词、消极词)×2(目标面孔类型：积极、消极)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年龄是被试间变量，另外两个自变量是被试内变量。因变量是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实验材料
言语情绪词的选取：实验采用48个汉语双字情绪词(积极情绪词和消极情绪词各24个)，均选自汉语儿童分级字词数据库(Chinese Children’s Lexicon of Written Words, CCLOWW; Li et al., 2023)。为确保实验材料的有效性，参考姜帆和刘永兵(2015)的方法对所选词汇进行标准化录音，并邀请2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小学生对词汇的效价和唤醒度进行7点量表评定。在效价评定中(“1”代表“非常不愉快”，“7”代表“非常愉快”)，积极情绪词(M=4.13, SD=0.17)的评分显著高于消极情绪词(M=1.97, SD=0.23, p<0.001)。而在唤醒度评定中(“1”代表“非常平静”，“7”代表“非常不平静”)，两类词汇的评分差异不显著(p>0.05)。此外，为了确保实验材料的可比性，对词汇的整词笔画、首字笔画、尾字笔画、整词频度、首字频度、尾字频度进行检验，结果均无显著差异(ps>0.05)。
情绪面孔的选取：实验从中国面孔情绪图片系统(CFAPS; 龚栩 等, 2011)中选取48张面孔(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各24张)。根据系统中的7点量表评分，结果发现积极面孔的效价评分(M=4.23, SD=0.27)显著高于消极面孔的效价评分(M=2.19, SD=0.30, p<0.001)；而在唤醒度方面，积极面孔(M=2.70, SD=0.30)与消极面孔(M=2.85, SD=0.31)的评分差异不显著(p>0.05)。
2.1.4 实验程序
本实验用E-Prime 2.0编制并呈现实验程序。每个试次开始时，首先呈现提示音500 ms，随后有500 ms的停顿(空屏)，接着耳机播放750 ms的情绪词音频。音频播放结束后，屏幕上呈现灰色背景的情绪面孔图片，要求被试既快又准地判断情绪面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若面孔为积极的，按“F”键；若为消极的，按“J”键(按键顺序进行了被试间平衡)，具体流程见图1 。
实验共包含96个试次，其中48个试次的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效价一致，另外48个试次的效价不一致。所有试次采用伪随机顺序呈现，并确保言语刺激的说话人性别与面孔刺激的性别相匹配。实验分为3个组块，每个组块包含32个试次，组块之间休息两分钟。在实验开始前，需要进行12个练习试次，被试正确完成11个试次或以上，才能进入正式实验，实验大约需要20分钟。
2.2 结果
删除练习试次的数据。反应时只包含任务反应正确的数据，剔除了反应时加减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删除数据占总数据的1.9%)，结果见表1 。然后，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
表1 情绪词启动情绪面孔的反应时及正确率的结果(M±SD) |
| 年龄(岁) | 启动词汇类型 | 目标面孔类型 | 反应时(ms) | 正确率 |
| 7 | 积极 | 积极 | 1792±209 | 0.94±0.05 |
| 消极 | 2044±311 | 0.92±0.08 | ||
| 消极 | 积极 | 2370±319 | 0.81±0.11 | |
| 消极 | 1769±301 | 0.95±0.05 | ||
| 9 | 积极 | 积极 | 1293±437 | 0.92±0.08 |
| 消极 | 1680±447 | 0.94±0.11 | ||
| 消极 | 积极 | 1570±339 | 0.94±0.07 | |
| 消极 | 1477±533 | 0.94±0.08 | ||
| 11 | 积极 | 积极 | 992±435 | 0.94±0.06 |
| 消极 | 1214±134 | 0.95±0.04 | ||
| 消极 | 积极 | 1182±235 | 0.92±0.06 | |
| 消极 | 1109±148 | 0.95±0.04 |
对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启动词类型主效应显著，F(1, 51)=5.78，p=0.020，η${_{\rm p}^2} $ =0.10，积极词启动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词启动的正确率；目标面孔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1)=6.96，p=0.011，η${_{\rm p}^2} $ =0.12，对消极面孔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积极面孔判断的正确率；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2, 51)=3.80，p=0.029，η${_{\rm p}^2} $ =0.13，11岁组判断情绪面孔的正确率显著高于9岁组，且9岁组判断情绪面孔的正确率显著高于7岁组。启动词汇类型、目标面孔和年龄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2, 51)=8.00，p=0.001，η${_{\rm p}^2} $ =0.2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7岁组在消极词启动条件下，积极面孔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消极面孔，p<0.001，而在积极词启动条件下，两种情绪面孔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p>0.05；9岁组和11岁组在积极和消极词启动条件下均未发现显著差异，ps>0.05。
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启动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0)=6.37，p=0.015，η${_{\rm p}^2} $ =0.11，积极词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消极词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2, 50)=68.23，p<0.001，η${_{\rm p}^2} $ =0.73，11岁组判断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9岁组，且9岁组判断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7岁组。启动词汇类型、目标面孔和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 50)=3.62，p=0.034，η${_{\rm p}^2} $ =0.1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7岁组在积极词启动条件下，判断积极面孔的反应时短于消极面孔，p=0.010，而在消极词启动条件下，判断消极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积极面孔，p<0.001；9岁组在积极词启动条件下，相比判断消极面孔，判断积极面孔的反应时更短，p<0.001，而在消极词启动条件下，判断不同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无明显差异，p>0.05；11岁组在积极词启动条件下，判断积极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消极面孔，p=0.022，而在消极词启动条件下，判断不同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无明显差异，p>0.05。目标面孔和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 50)=9.75，p<0.001，η${_{\rm p}^2} $ =0.28。简单效应分析发现，7岁儿童判断消极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判断积极面孔的反应时，p=0.002；9岁儿童判断积极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判断消极面孔的反应时，p=0.010；11岁儿童判断积极和消极面孔的反应时并无显著差异，p>0.05。
3 实验2：情绪面孔对情绪词的启动效应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被试数量计算同实验1，每个年龄段(7、9、11岁)各选取18名被试，共计54名被试，均没有参加过实验1。其中，7岁组18人(女生10人)；9岁组18人(女生11人)；11岁组18人(女生11人)。
3.1.2 实验设计
采用3(年龄：7岁、9岁、11岁)×2(启动面孔类型：积极、消极)×2(目标词汇类型：积极词、消极词)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年龄是被试间变量，另外两个自变量是被试内变量。因变量是反应时和正确率。
3.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与实验1相同。
3.1.4 实验程序
3.2 结果
删除练习阶段的数据。反应时只包含任务反应正确试次的数据。剔除了反应时加减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删除数据占总数据的2.5%)，结果见表2 。然后，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
表2 情绪面孔启动情绪词反应时及正确率的结果(M±SD) |
| 年龄(岁) | 启动面孔类型 | 目标词汇类型 | 反应时(ms) | 正确率 |
| 7 | 积极 | 积极 | 1951±823 | 0.91±0.07 |
| 消极 | 2266±804 | 0.78±0.11 | ||
| 消极 | 积极 | 2091±798 | 0.84±0.09 | |
| 消极 | 2042±773 | 0.88±0.08 | ||
| 9 | 积极 | 积极 | 1776±647 | 0.95±0.07 |
| 消极 | 2069±623 | 0.88±0.09 | ||
| 消极 | 积极 | 1961±598 | 0.90±0.08 | |
| 消极 | 1812±602 | 0.93±0.09 | ||
| 11 | 积极 | 积极 | 1020±415 | 0.98±0.03 |
| 消极 | 1212±450 | 0.92±0.11 | ||
| 消极 | 积极 | 1166±421 | 0.94±0.09 | |
| 消极 | 1100±353 | 0.96±0.04 |
对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1)=4.61，p=0.037，η${_{\rm p}^2} $ =0.08，对积极词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词；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2, 51)=33.24，p<0.001，η${_{\rm p}^2} $ =0.57，11岁组判断情绪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9岁组，且9岁组判断情绪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7岁组；启动面孔类型与目标词汇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1)=30.32，p<0.001，η${_{\rm p}^2} $ =0.37。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儿童在判断积极词时，积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正确率，p<0.001，在判断消极词时，消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积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正确率，p<0.001。
以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目标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1)=5.18，p=0.027，η${_{\rm p}^2} $ =0.09，判断积极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消极词；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2, 51)=14.97，p<0.001，η${_{\rm p}^2} $ =0.37，11岁组判断情绪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9岁组，且9岁儿童判断情绪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7岁组。启动面孔类型和目标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1)=9.73，p=0.003，η${_{\rm p}^2} $ =0.16。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儿童在判断积极词时，积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消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p=0.019，在判断消极词时，消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积极面孔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p=0.008。
4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儿童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以及儿童情绪词加工与情绪面孔加工是否存在互相影响。结果发现，当积极词启动时，不同年龄儿童均出现效价一致性效应；而消极词启动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词汇的启动效应减弱(实验1)。当情绪面孔启动情绪词，发现情绪面孔影响情绪词加工，但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显著变化，即不同年龄儿童均出现效价一致性效应(实验2)。两个实验的结果说明在儿童情绪信息识别过程中，情绪词与情绪面孔的价格存在相互影响，但二者作用模式具有不对称性。
4.1 儿童情绪识别能力的年龄差异
本研究使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和效价判断任务考察了儿童情绪识别能力的年龄差异。在面孔效价判断任务和情绪词效价判断任务中，年龄越大的儿童对情绪刺激判断得越快、正确率越高。这与Vesker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相比年幼儿童，年长儿童可以更快且更准确地识别面孔表情所传递的情绪意义，以及概念所传达的情绪含义。儿童情绪识别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越来越能更好地利用面部情绪信息和言语情绪信息来提高人际交往的质量，进而不断提高社交技能(Happé & Frith, 2014)。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对面孔情绪信息的加工偏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实验1中，7岁儿童对消极情绪面孔判断快于对积极情绪面孔判断，而9岁儿童对积极情绪面孔判断快于对消极情绪面孔判断，到11岁时，儿童对两种面孔的判断趋于一致，但表现出对积极情绪面孔的加工偏向。年龄较小的儿童(如7岁)对消极情绪面孔的判断速度快于积极面孔，表明儿童早期可能在情绪认知和情绪加工方面存在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这可能是因为负性情绪(如愤怒、恐惧)通常与威胁相关，年幼儿童对消极情绪面孔的判断可能是进化上优先发展的适应性机制(Öhman, 2005)，这些情绪的快速识别有助于他们更快识别环境中的威胁，规避危险。因此，这一能力可能在儿童早期就已优先发展。另外，从神经机制层面来讲，杏仁核主要负责处理情绪，尤其是消极情绪信息。研究发现，儿童的杏仁核在7岁时已基本成熟，而前额叶皮层(PFC, 负责情绪调节的区域)发育较晚(Gee et al., 2013)。由于前额叶皮层尚未完全发展，儿童在情绪调控上较弱，但杏仁核的高敏感性使他们对负性情绪刺激更加敏感，导致他们在面对负性情绪面孔时更快做出反应。另外，本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积极情绪面孔识别更快。这可能与儿童对积极情绪词汇的优先习得有关(Sabater et al., 2023)。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表现出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加工偏向。相比年幼儿童，年长儿童对积极情绪词汇更熟悉、掌握得更好，从而在加工情绪面孔时更容易受到积极情绪词的启动影响。
4.2 儿童情绪词加工与情绪面孔加工互相影响
研究结果还显示，即使实验任务仅要求儿童对面孔情绪的效价进行判断，先前呈现的言语情绪信息仍显著影响了其对面孔情绪的加工过程，说明情绪词参与情绪面孔知觉的构建(刘文娟 等, 2016)。这一发现支持了情绪具身理论的观点：言语情绪信息表征的激活具有持续性，其能为后续面孔知觉提供情境线索，从而促进情绪范畴的形成(刘亚 等, 2011)。当言语情绪信息的表征未被激活时，个体难以迅速觉察到面孔中蕴含的情绪意义。这与前人研究一致：当故事中含有明确的情绪信息时，儿童在面孔−情绪匹配任务中表现更优(Ogren et al., 2025)。本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面孔加工同时受自上而下的概念信息和自下而上的知觉信息的影响，其中言语情绪信息的作用尤为关键—即使任务不要求主动调用概念表征，其影响依然存在。
在情绪词判断任务中，发现了情绪面孔对情绪判断的影响，说明了情绪面孔知觉也会影响情绪概念的加工，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刘文娟 等, 2016; 张芳文 等, 2020)。根据情绪具身理论，个体对面孔情绪信息的表征激活能够为言语情绪加工提供相应的情绪背景，因此情绪面孔的知觉过程会显著影响言语情绪信息的加工效率与准确性(刘亚 等, 2011)。面孔情绪信息影响言语情绪信息加工，可能是因为加工情绪面孔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激活了言语的情绪概念，进而影响了后续言语情绪信息的加工(Vesker et al., 2018)。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情绪信息的加工模式因刺激类型而异，具体表现为：在听觉言语启动条件下，积极情绪词比消极情绪词诱发了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准确率；而在情绪面孔启动条件下，积极与消极情绪面孔的启动效应无显著差异。这一发现揭示了情绪信息加工的双重机制：在听觉言语情境下存在明显的积极情绪优势效应，而在面孔情绪情境下，个体对积极和消极情绪信息的加工无显著差异。对于听觉言语情境下的积极情绪优势效应，可能是因为积极情绪词比消极情绪词更容易被激活和整合。研究表明，在语言加工过程中，积极情绪词的高频使用率导致积极情绪词通常比消极情绪词更易被提取，并能更快激活相关语义网络(Kousta et al., 2011)。而消极情绪词往往引发更长时间的注意维持，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深层处理，因此可能会影响正确率和加工速度(Vuilleumier, 2005)。而在情绪面孔情境下，情绪面孔的加工无明显的积极或消极优势。这可能是因为情绪面孔与生物适应机制有关，积极和消极面孔均具有生存价值。消极情绪面孔(如愤怒、恐惧)可能提示潜在威胁，促使个体采取防御措施；而积极情绪面孔(如微笑)则有助于社交互动和合作，增强群体联系(Erickson & Schulkin, 2003)。两者均与进化生存相关，因此在面孔启动任务中，积极和消极情绪面孔的启动效应可能无明显差异。
此外，研究还发现言语情绪信息对情绪面孔加工的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7岁儿童在情绪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情绪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即出现了情绪启动效应，而随着年龄的增长，9岁和11岁儿童的这种启动效应主要出现在启动刺激为积极情绪的条件下。结果说明，言语情绪信息的加工对后续面孔加工的影响程度受到年龄的调节，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在加工积极情绪时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启动优势。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积极情绪的认知调控能力越强。研究表明，年幼儿童(如7岁)在加工情绪信息时，更多依赖自动加工，而年长儿童(如9～11岁)则能利用认知控制来调节情绪加工(Tottenham et al., 2011)。随着年龄增长，儿童更容易主动选择加工积极情绪信息，以减少负面信息对情绪状态的影响。这一现象符合积极情绪偏向假说(positivity effect hypothesis)，即随着年龄增长，个体会优先关注和加工积极信息，以促进情绪调节(Mather & Carstensen, 2005)。另外，从神经机制层面来讲，7岁儿童的前额叶皮层仍然较不成熟，他们的情绪加工更依赖于杏仁核等情绪相关脑区，而较少涉及认知调控。9～11岁儿童的前额叶皮层逐渐成熟，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调节情绪，特别是在积极情绪信息的加工上，表现出更强的优势(Casey et al., 2005)。因此，这可能导致较年长儿童在面对积极情绪信息时，能更有效地利用其进行信息加工和情绪调节，从而增强积极情绪的启动效应。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行为实验探究了儿童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以及儿童情绪词加工与情绪面孔加工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1)儿童的情绪识别受言语与面孔信息的共同调节，二者并非独立加工，而是存在显著的整合效应；(2)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情绪加工模式发生变化：一方面，儿童对面孔情绪的敏感性与自动化加工能力持续增强，表现为反应更快、更准；另一方面，儿童对情绪词汇的启动依赖性降低，表明其面孔情绪识别能力从依赖言语信息的启动整合，逐渐向更加成熟、独立的功能模块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