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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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注意中的娃娃脸效应：情境的调节作用

高云飞, 户晓倩, 王璐瑶, 赵晶晶, 王勇慧

2026, 24(4): 433-441.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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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中人们更加偏爱娃娃脸面孔(即娃娃脸效应)，然而少有研究关注其在早期加工，尤其是社会性注意中的作用。注视线索效应在社会性注意中占据核心地位，故本研究以成人娃娃脸和成熟脸作为刺激材料，通过操纵情境因素考察娃娃脸对注视线索效应的影响。实验1通过组块内设计形成对比情境，结果发现被试更愿意追随女性娃娃脸或男性成熟脸的注视方向。实验2和实验3分别通过组块间设计和情绪性音乐启动构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情境，结果发现娃娃脸对注视线索效应的调节作用消失。结果表明，情境因素能够消除娃娃脸在社会交互中导致的注意偏向。本研究为eyeTUNE框架提供了实验证据，也有助于在应用层面对娃娃脸的认知效应进行动态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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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类型与掩蔽机制对普通话言语感知的影响

汪玉霞, 刘畅

2026, 24(4): 442-449.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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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比了不同噪声环境下关键词识别任务与语句理解任务的表现，系统考察了噪声类型、信噪比及掩蔽机制对言语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噪声类型与测试任务存在显著交互作用：人声噪声通过语义信息掩蔽显著扩大了任务间差异，对语义需求高的语句理解任务干扰更大。在语谱动态噪声环境下，两种任务均能从“时域间隙”中获得相似的动态掩蔽释放效应；而语谱稳态噪声主要产生能量掩蔽，仅在极端信噪比下引发任务间差异。不同噪声条件下两类任务表现出的弱相关性，支持其在临床评估中的互补作用。本研究为复杂噪声环境中言语识别能力的评估提供了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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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朗读和默读知觉广度的比较研究

王影超, 李赛男, 宋子明, 张严文, 代景华

2026, 24(4): 450-457.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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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觉广度是指读者一次注视所能获取有效信息的范围。朗读和默读是两种基本的阅读方式。已有研究发现，朗读时成人在注视点右侧的知觉广度小于默读，但左侧知觉广度是否同样会缩小尚不明确。为此，本研究使用眼动仪，采用移动窗口范式考察不同阅读方式对注视点双侧知觉广度的影响，以揭示不同阅读方式下的注意资源分配机制。结果显示，默读时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3个汉字。朗读时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右侧2个汉字。结果表明，朗读和默读的注意资源分配和内部加工机制不完全一致。朗读因涉及发音和眼音协调，导致读者将更多的注意资源用于中央凹及左侧副中央凹信息加工，从而减少了对右侧副中央凹信息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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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学习对联合特征搜索任务知觉广度的扩大作用

吴美君, 周国东, 张琪

2026, 24(4): 458-465.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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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进行阅读、视觉搜索等任务时，在一次注视过程中能够获取到有效视觉信息的区域被称作知觉广度。知觉广度的大小将会影响对刺激信息的加工过程及速度，进而影响搜索任务的效率。研究发现知觉学习可以提高搜索效率，但这种效率的提高是否由于知觉学习提高了知觉广度进而提高搜索效率仍不明确。为了探究知觉学习对知觉广度的影响，本研究将移动窗口范式与联合特征搜索任务相结合，利用不同大小的视觉窗口来控制被试获取信息的范围，通过比较知觉学习前后的最小无差别窗口是否变化，来测量被试的知觉广度。结果发现，知觉学习后，所有窗口条件搜索效率提高，知觉广度扩大，表明在联合特征搜索任务的知觉学习中，可以通过扩大知觉广度，进而减少搜索时间，提高搜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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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认知控制容量个体情绪调节效果的差异分析

刘芳, 杜若飞, 吴瑕

2026, 24(4): 466-473.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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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控制容量是衡量认知控制能力的重要量化指标，反映了个体大脑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量。为探讨认知控制容量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本研究招募了100名大学生被试，要求其完成后向掩蔽多数函数任务，并根据任务所得的认知控制容量分数进行分组：得分最高的前33%被试划为高认知控制容量组，得分最低的后33%被试划为低认知控制容量组。在研究1中，两组被试完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问卷，以考察认知控制容量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在研究2中，两组被试完成情绪调节任务，以考察认知控制容量对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高认知控制容量的个体在调节沮丧、痛苦等情绪时，具有更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此外，在高强度负性刺激条件下，相比低认知控制容量组，高认知控制容量组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分心策略进行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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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共情诱发的ERP与年龄发展：一项元分析

宋娟, 陈祎玥, 刘拓, 陈衍, 刘晴, 卜婉晴

2026, 24(4): 474-482.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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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元分析技术考察疼痛共情诱发早期和晚期脑电波幅的变化，并探讨年龄和刺激类型的调节作用。对72项研究中获得的246个效应量进行元分析发现，在早期成分N1、N2，晚期成分P3、LPP上存在显著的疼痛共情效应。年龄调节作用显著，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在学前期至儿童中期不断发展，之后认知共情逐渐占据主导，青春期时达到顶峰后降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时情绪共情比重增加。刺激类型调节作用显著，听觉刺激较面孔和肢体刺激更具优势。研究结果进一步发展了共情双过程模型，为共情的毕生发展提供了更量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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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的潜在类别：关系质量的作用

郭明宇, 范文翼, 谢思渺, 祖思萌, 田录梅

2026, 24(4): 483-490.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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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适应双功能模型，本研究采用个体定向分析区分了积极和消极两类冒险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潜在亚组，考察了青少年与父母间积极和消极的关系质量与冒险行为潜在亚组间的关系。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抽取1583名中学生，使用潜在剖面模型和多元逻辑回归开展相关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积极和消极冒险在青少年群体中存在四个亚组：积极冒险亚组(14.0%)、消极冒险亚组(9.9%)、低冒险亚组(68.5%)、共发亚组(7.6%)，积极父母关系质量帮助青少年进入积极冒险亚组的同时避免其成为消极冒险亚组的一员，消极父母关系质量增加了青少年进入消极冒险亚组的概率。研究为社会适应双功能模型提供了证据，为后续青少年积极和消极冒险行为的识别及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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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受欺负与网络游戏障碍的关系：自尊与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乔小飞, 高伟, 王紫琳, 杨靖渊, 雷雳

2026, 24(4): 491-499.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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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自尊和社会支持(家庭与同伴支持)是否共同调节青少年受欺负(传统和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2561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自尊未能单独缓冲受欺负与网络游戏障碍的关联；(2)高自尊与高家庭或同伴支持并存时，可削弱传统受欺负与网络游戏障碍的关联；(3)高自尊仅与高同伴支持才能缓冲网络受欺负的消极影响；(4)高自尊但缺乏社会支持时，受欺负与网络游戏障碍的关联反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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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冲突与中小学生母亲养育倦怠的关系：教育焦虑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作用

张驰, 杨嘉翌, 万琨, 邓林园

2026, 24(4): 500-508.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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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工作家庭冲突与中小学生母亲养育倦怠的关系，探讨教育焦虑的中介作用与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的工作指向家庭冲突分量表、养育倦怠评估量表、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对来自重庆、贵州、河南等地2157名中小学生的母亲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向预测养育倦怠水平；(2)母亲的教育焦虑部分中介了其工作家庭冲突对养育倦怠的影响；(3)核心自我评价在模型的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中起调节作用，核心自我评价缓冲了工作家庭冲突和教育焦虑对养育倦怠的影响。结果表明，缓解中小学生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和教育焦虑、提升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可减轻其养育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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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班级氛围与中职生学习投入的关系：专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和个人成长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薛璐璐, 张苗怡, 孙蒙, 方平, 姜媛

2026, 24(4): 509-516.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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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文化情境整合发展模型，探究感知班级氛围与中职生学习投入的关系及其潜在作用机制。采用学生感知的班级人际和谐问卷、专业认同问卷、学习投入量表及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对1282名中职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1)感知班级氛围正向预测中职生学习投入；(2)专业认同在感知班级氛围与中职生学习投入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感知班级氛围→专业认同→学习投入”这一中介模型的所有路径中均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提高中职生学习投入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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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预期对大学生有氧运动情绪效益的影响：安慰剂效应

穆丽芳, 高淑青, 颜琛力, 张连成

2026, 24(4): 517-524.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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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运动中或运动后的情绪体验直接影响到未来重复运动的可能性，安慰剂效应可以增加参与者的运动情绪效益，其心理机制是结果预期，可分为诱发预期和习惯性预期。研究选取70名大学生进行结果预期干预，探讨8周诱发预期对运动情绪效益的影响。结果发现：(1)结果预期对运动情绪效益产生安慰剂效应；(2)习惯性预期在诱发预期影响运动情绪效益中存在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以诱发预期作为安慰剂干预手段的有效性，为推动大众参与并坚持锻炼，促进其在运动中获得“好上加好”的情绪效益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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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学习：聊天机器人新颖性和个体创新性的匹配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罗星雨, 毛佩佩, 牛更枫, 翟培培, 孙晓军

2026, 24(4): 525-532.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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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辅助学习被证实对学习投入有积极作用，但对相关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响应面分析建模的方式探讨聊天机器人新颖性和个体创新性的匹配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以511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使用问卷评估感知聊天机器人新颖性、个体创新性和学习投入。结果表明：(1)聊天机器人新颖性与个体创新性越一致，学习投入程度越高；(2)相对于聊天机器人新颖性和个体创新性均低，二者均高时个体学习投入程度更高；(3)相对于聊天机器人新颖性低于个体创新性，前者高于后者时学习投入程度更高。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相关主题研究，还为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有效利用智能聊天机器人辅助学习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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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素养与AI素养对AI艺术主体性及审美偏差的预测作用

王娜, 黄柏栋, 张琪涵

2026, 24(4): 533-541.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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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正在重塑音乐创作，但公众对AI音乐的态度可能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存在认知层面与评价层面的分化，其中认知层面主要表现为个体对AI艺术主体性的判断，而评价层面则表现为审美偏差。本研究通过两项研究考察音乐素养和AI素养对这两个态度层面的差异化预测作用。研究1(n=1203)采用问卷法发现，音乐素养和AI素养均正向预测AI艺术主体性，且AI素养在音乐素养与AI艺术主体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2(n=84)采用创作来源标签操纵范式发现，AI独立创作标签下的审美评分显著低于人类独立创作标签。探索性分析进一步发现，音乐素养正向、AI素养负向预测这一审美偏差，且该现象主要体现在创新风格维度上；AI艺术主体性与审美偏差无显著关联。这表明音乐素养和AI素养对AI音乐的认知态度及评价态度呈现出不同的关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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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分区与导向标识间距对地下空间寻路的影响—一项VR研究

罗彬彬, 荆怡雪, 宋晓蕾

2026, 24(4): 542-550.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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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地下空间存在的寻路效率低、体验差等问题，研究1对现有地下车库进行实地调研以了解地下空间寻路现状，研究2借助VR技术开展实验探究颜色分区和导向标识间距对寻路绩效和寻路体验的影响。结果发现，使用颜色分区和20 m的标识间距能显著缩短寻路时间，减少停止与观望次数，用户寻路评价也显著提升，在寻路距离较长时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表明该方案有助于空间知识的获取，对提升地下空间寻路绩效和体验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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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还是“身份”：女性对男性信任决策的双重考量

尚俊辰, 钟凯音, 郝芳

2026, 24(4): 551-558.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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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2(面孔吸引力：高、低)×3(群体身份：内、外、未知)被试内设计，探究男性面孔吸引力和群体身份如何影响女性信任决策。实验1考察信托人决策，反馈未知时，信托人对高面孔吸引力受托人投资比率更高。低面孔吸引力条件下，信托人对内群体受托人投资更高。有收益反馈时，信托人对高面孔吸引力受托人的再投资金额更高，对不同群体的再投资金额趋势依次为内群体、未知群体、外群体。实验2考察受托人决策，受托人预期高面孔吸引力信托人的投资意愿更高，但信托人的面孔吸引力及群体身份对回报比率均无显著影响。综上，信任决策中“美貌溢价”具有主导作用，超越了“内群体偏爱”，这种决策模式在信托人和受托人角色中表现出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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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情境下道德决策的认知计算机制及情绪调节

肖啸, 占友龙, 肖青茵, 李晓阳, 和旺达

2026, 24(4): 559-568.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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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有风险的助人任务”与认知计算建模技术，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风险情境下个体道德决策的内在认知计算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情绪(积极/消极)的调节作用。实验1发现，大学生在风险助人决策时，其行为同时受到损失厌恶与内疚厌恶两种认知偏好的影响；随着助人失败风险升高，个体的损失厌恶倾向增强，内疚厌恶倾向减弱，导致对风险助人选项的主观价值评估降低，助人行为减少，且风险厌恶的转折点出现在30%的风险水平。实验2在此基础上引入情绪操纵，发现与中性情绪组(风险厌恶转折点在40%)相比，积极情绪组被试的风险厌恶转折点延迟至60%，其损失厌恶和内疚厌恶倾向均显著降低，对风险助人选项的主观价值更高，最终做出更多的助人选择；而消极情绪组的损失厌恶显著更强，对风险助人选项的主观价值更低，并做出更少的助人选择。结果表明，风险情境下的道德决策遵循“损失−内疚厌恶”整合加工模型，助人失败风险通过增强损失厌恶抑制助人行为，而积极情绪能有效缓冲风险带来的消极影响。本研究为理解道德决策的认知过程及情绪干预提供了计算层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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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不公正事件强度对员工抱怨的差异化影响：心理韧性与自我威胁感的交互作用

孙永生, 丁金, 梁文玲

2026, 24(4): 569-576. DOI: 10.12139/j.1672-0628.2026.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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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不公正事件是引起员工不满情绪及抱怨行为的源头之一，但员工经历不公正事件后会产生怎样的心理认知与抱怨反应？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本研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和自我概念理论，探究职场不公正事件强度对员工抱怨的差异化影响机制。通过对350份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显示，职场不公正事件强度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言语抱怨和行动抱怨，显著负向影响员工隐忍抱怨；自我威胁感在职场不公正事件强度影响员工抱怨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心理韧性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是弱化了自我威胁感对员工行动抱怨的正向影响，强化了自我威胁感对隐忍抱怨的负向影响，即面对同样的不公正事件情境及自我威胁感，员工的心理韧性越高，选择隐忍抱怨的倾向越高。研究结论为企业实践中的员工抱怨管理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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